罗舜初将军的儿子罗炜彬，从筑路工人转为军人，罗舜初得知后为何感到不高兴？ 1978年初春，沈阳北郊的老筑路工地上，几位退场工人摇着热茶闲聊。其中一人突然指着远处说：“那不是当年跟咱抡过大锤的罗小鬼么？听说他现在成了正儿八经的连长。”话音一落，众人齐刷刷看去，想起了七年前那个脚趾被石块砸断仍咬牙返岗的少年——罗炜彬。 外人很难把这位身形壮实、皮肤黝黑的年轻军官，同开国中将罗舜初的儿子联系起来。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这位将军就给家人定下规矩：身份只能放在抽屉里，日子必须和老百姓一样过。于是，罗炜彬三岁那年，没有进条件优渥的军区幼儿园，而是被送去和平区一所普通托儿所。每天排队喝稀饭、与邻居孩子抢树枝做木枪，他早早学会了“凭本事不靠关系”这套逻辑。 1969年底，全国大批初中毕业生等待分配。罗炜彬档案表上，父亲栏被母亲一句“在外地工作”轻描淡写带过；结果，他拿到的去向是铁道兵某师临时工班——干最累的筑路。外头下着雪，他和一群老工人抬枕木、凿石块，一天灰头土脸挣九毛八。有人认出他是将军子弟，想让他去食堂抄勺子，被他一句“我不吃家里那碗免票饭”拒了。 工地上的重锤终究无情。一次装车时，石块滑落，砸在他的右脚背，三根趾骨裂开。包扎后，他照规矩休了十五天伤假。第十六天，刚拄着拐回家，罗舜初问伤势，随即丢下一句：“脚没断就回去，轻活也要干。”这并非冷漠，而是老兵的惯性——战场从不为个人暂停。 1971年春，部队征兵名额紧俏。罗炜彬心里发烫，却不敢回家开口。司务长见他心急，偷偷替他报了名。体检通过后，分到西北某导弹试验基地，每月津贴六元。消息传到沈阳，罗舜初先是沉下脸：“谁给他报名的？”等听说去的是戈壁最苦的点位，才放下茶杯，“让他去，别给组织添麻烦。”言罢，再无多话。 戈壁的冬夜能把热水冻成冰柱，夏季落尘如雪；新兵每天背着步枪和镐头，在砾石间巡逻、挖壕、架设天线。炜彬被晒掉了一层皮，写信回家只提一句“挺好”，附带一张与风沙合影的黑白照片。母亲看得心疼，父亲却把信夹进日记本，半晌不语。 1976年，部队给了三天探亲假。他坐绿皮火车回沈阳，心想这回父亲该派车来接。没想到，出站后等了半小时也不见人影，只得拖着帆布包在雨夹雪里摸索。因把“望花区”记成“皇姑区”，多兜了七八里，鞋底磨穿才敲开自家门。罗舜初瞥他一眼：“挺好，能找到家，说明没忘本事。” 同年冬，罗舜初肝病加剧。亲友纷纷劝他调儿子回来照料，他却摇手：“部队有纪律，谁都别走后门。”秘书私下拨通部里电话，他正好推门进来，接过话筒只说一句：“按规定办。”此后再没提起。 1980年深夜，罗舜初病情骤转。家属院打起电话，西北戈壁上的罗炜彬连夜辗转三程军机，赶回时，父亲已于前日子时断气。太平间里，他抚着父亲的军装肩章，沉默良久，随后转身返回部队。送行者见他眼圈通红，却听不见一句怨言。 多年过去，罗炜彬在部队仍坚持父亲的老办法：新兵与干部一锅饭、一张灶；谁要开口提亲戚背景，会被他“请”去连部抄条令。有人不解他为何不享清福，他只淡淡答道：“父亲留下的，不是位子，是规矩。” 细想罗家往事，最醒目的并非哪一次艰险，而是那条贯穿始终的天平——一端是血脉亲情，一端是制度准绳。将军用一生证明：真正的优待不是替子女清障，而是让他们在与人并肩流汗时，懂得自己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