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大总是退，总是忍让；最让人头疼的是，东大从来没有灭亡日本的军事计划与准备。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是过分的善良和平。但是日本1000年来，制定的灭亡东大的计划和实际准备却是非常充分。我们就是把日本人想的太好了，从来都是；所以1000年来一直吃亏。 早在公元663年的白江口之战，这份不对等就已经显露得淋漓尽致。当时日本为了在朝鲜半岛站稳脚跟，把这里当成入侵中原的跳板，倾尽全国之力派出四万大军、四百余艘战船，与唐军正面交锋。 唐军以少胜多，一战焚毁日军全部战船，打得日本全军覆没，海水都被战火染成了赤色。可即便打赢了这场仗，我们也从未想过乘胜追击、踏平日本本土，反而看着日本俯首称臣、派出遣唐使，就毫无保留地把制度、文化、技术倾囊相授，觉得这是大国对邻邦的教化与帮扶。 我们以为，这份善意能换来长久的和平，却不知道，日本在低头学习的千百年里，从未放下过征服中原的野心，只是把这份妄念藏在了心底，等着有朝一日卷土重来。 到了明朝，丰臣秀吉刚刚统一日本，就把灭亡中国摆上了台面。早在他还只是部将的时候，就向主公许下宏愿，要率兵扫平朝鲜，再以朝鲜为跳板，席卷明朝四百余州，把中国的土地纳入日本版图。 他两次举全国之力入侵朝鲜，明明白白地定下计划，灭朝鲜之后直取北京，把日本天皇迁到北京定都，这不是一时兴起的狂言，而是实打实的灭国计划，是举全国之力推进的侵略行动。 明军入朝作战，拼尽全力打赢了万历援朝战争，把日军赶回了本土。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依然没有制定过任何针对日本本土的征服计划，只是把侵略者赶出去就收了兵，依旧觉得这只是边陲小患，从未真正看清日本骨子里的狼子野心。 我们总把日本想的太好了，总觉得对方只是一时贪念，却不知道，这份灭亡中国的计划，已经被他们代代相传，越做越细。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更是把“征韩侵华”定成了基本国策，所谓的“大陆政策”，一步步写得明明白白：先占台湾，再吞朝鲜，接着拿下满蒙，最后灭亡全中国，最终称霸世界。 1887年，日本军部就炮制出了完整的《清国征讨策案》，明确以五年为准备期，要一举攻克北京、擒拿清帝，甚至连如何分割中国十八省都规划得清清楚楚。 为了这个计划，他们往中国派出了无数间谍，组成遍布全国的情报网，把中国的政治、军事、地理、风俗摸得一清二楚，连哪个省份有多少兵力、哪条路能走辎重、哪个港口水深多少，都标注得分毫不差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而我们呢？洋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却始终没把这个弹丸小国放在眼里，朝堂之上还在为党争内耗，海军军费被肆意挪用，连炮弹都凑不齐。别说制定灭亡日本的军事计划，就连最基本的防御准备，都做得七零八落，总想着息事宁人，总觉得对方不敢真的动手，一次次在忍让中错失先机。 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我们赔了两亿多两白银，割让了台湾、澎湖，可即便吃了这么大的亏，我们依然没彻底看清日本的野心，总想着“师夷长技以制夷”，总想着还能和对方和平共处。 可日本拿着我们的赔款，继续扩军备战，一步步推进侵略计划，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十四年侵华战争，他们铁了心要让我们亡国灭种，给我们带来了3500万同胞伤亡的惨痛代价。 即便是在战争最艰难的时刻，我们自始至终的目标，也只是收复失地、驱逐日寇，从来没有制定过任何侵占日本本土、灭亡日本的计划。 二战结束后，我们作为战胜国，更是抱着最大的善意，放弃了巨额的战争赔偿，善待了百万日本战俘，把他们平安遣送回国，只希望能化解仇恨，换来长久的睦邻友好。 可我们又一次，把日本想的太好了。 几十年过去，日本从来没有真正反省过侵略历史，甲级战犯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年年有政客前去参拜；历史教科书不断篡改，把侵略战争美化成“大东亚共荣”；暗地里不断突破和平宪法，扩军备战，修改武器出口规则，甚至跟着他国的印太战略，在台海问题上频频挑衅，喊出“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狂言。 他们骨子里的野心，千年来从未消失，而我们，却一次次因为过分的善良与和平的执念，低估了这份藏在深处的恶意。 我们的善良从来都不是软弱，我们爱好和平，也从来不是没有捍卫和平的能力。但千年来的历史教训早就告诉我们，对待狼子野心，光靠善意和忍让，永远换不来真正的和平。 和平从来不是求来的、让来的，是靠实力捍卫来的。千年来的亏，我们吃的够多了，再也不能一味把对手想的太好，唯有正视历史、看清野心，筑牢自己的防线，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能守住家国安宁，让惨痛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