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将谭政将军是湖南湘乡人，其父谭润区与陈赓将军之父陈绍纯为同乡至交。谭政少年时曾寄宿陈赓家，读乡间私塾三年。其间与陈赓四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结为夫妻。 1927年春，经陈赓介绍，谭政离家从军，初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文书，继而投奔卢德铭率领的武昌警卫团，仍担任文书。武昌警卫团与秋收起义队伍合编后，将军随毛泽东上井冈山。此时他24岁，正式由谭世名改名谭政。 谭政将军参加红军后，有位领导问他：“给你十发子弹，能否命中十人？”将军摇头。领导又问：“五人呢？”将军依旧摇头。再问：“三人呢？”将军说：“可能吧。”这位领导说：“那你就别拿枪了，好好地用你的笔，笔扫千军嘛！” 1928年2月，谭政将军调任红四军前委，担任毛泽东的首位秘书。在井冈山砻市与毛泽东同住一处，毛泽东住里间，谭政住外间，两人形影不离，无话不谈。谭政将军回忆，刚上任就帮毛泽东誊抄名篇《井冈山的斗争》，抄了改、改了抄，反复多次才最终定稿。之后用复写纸复写两套，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点头称赞，说道：“两套文稿，上面写上：一套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转中央。” 谭政将军谈及，毛泽东喜爱作报告。红军时期，每到宿营地，即便只有一个连百余名听众，部队邀请他讲话，他也从不推辞。毛泽东讲话时，总会先双手叉腰，带着一口湖南口音开口，起初误说“东支们，我们红灯”，引得全场大笑，毛泽东自己也跟着笑，随后便改口：“同志们！我们红军……”所以士兵们只要看到毛泽东双手一叉腰，就会齐声学着他的语气起哄。 古田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会议。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嘱托谭政与罗荣桓协助自己，起草会议决议草案。谭政与罗荣桓白天开展调查研究，夜晚秉烛疾书，连续奋战一个月，为决议准备了详实材料。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当时谭政将军担任红四军秘书长，并负责会议记录。毛泽东对这份决议十分满意，1942年1月23日致信谭政与莫文骅：“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本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抗日战争时期，谭政将军撰写《敌人在华北的现行政策》《华北已进入艰苦斗争的阶段》《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等文章并发表，毛泽东阅读后十分赞赏，与人说道：“谭政者，谈政也！” 毛泽东喜欢和谭政将军聊天。抗日战争期间，常召将军到他的窑洞，围炉长谈，不知不觉就到日落天黑。将军回忆，当时军队一系列重要决策，都是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敲定的，比如恢复军队政治委员制度、开展拥军爱民工作、反对部队军阀主义作风等。彼时谭政虽担任政治部副主任，但因主任王稼祥负伤养病，总政治部的具体工作，包括文件起草、电文拟定等，全都由谭政负责落实。 1944年4月11日，谭政将军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与会人员为西北局高级干部。 据将军回忆，该报告是受毛泽东授意起草，毛泽东还亲自做了多处重要修改，加写了三千余字内容。报告发表后引发强烈反响，被誉为“新《古田会议决议》”“建军里程碑”。当时，将军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年仅38岁。 谭政将军为人谦谨，顾全大局。据说辽沈战役期间，起初东总电报署名依次为“林（林彪）罗（罗荣桓）谭（谭政）刘（亚楼）”，后来改为“林罗刘谭”，再后来又去掉谭政，只剩“林罗刘”。有人为将军抱不平：“政治部主任放在参谋长后面说得通，但也不能没有政治部主任啊！”将军只是淡然一笑。 谭政将军治军，格外重视群众纪律。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野战军某部一位连长，与当地地主小老婆私通，还枪杀了村长马玉。“马玉事件”上报到东野政治部后，将军当即严肃军纪，下令当地政府为马玉召开追悼会，枪决涉事连长，并向东北全军发布通告：“在经过广泛的土改教育之后，如仍有包庇地主、干涉群众斗争等类行为者，不论其出身和历史如何，均须给予批评与处分，严重者开除党籍，犯罪者法办。” 谭政将军作报告，必定先深入调查研究再发言，从不说大话、空话。1948年2月，他在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直言不讳地列举各部队军阀作风问题，直接点出部队番号、具体事例。 当时，与会的各纵队政委都是身经百战的老资格，众人坐在台下，无不面露愧色、心神不安。 1948年冬，北平和平解放后，谭政将军主持制定《入城须知》和《约法八章》，叮嘱政治部将市内各大学、图书馆、公园及故宫博物院、西山、香山、中南海、北海等名胜古迹绘图标注，下发给每位官兵，要求全力保护。 1956年12月，谭政将军赴京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上任后，他主抓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全军开展大规模的学文化活动。 1988年11月6日，谭政将军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