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二号人物，毛主席唯独不接受他投降，周恩来怒斥他是千古罪人，老蒋也坦言想干掉他。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蒋介石“夺”何应钦兵权） 他曾是国民党政权中地位显赫的军事领袖，官至陆军总司令。 但其政治生涯却充满矛盾与争议，最终落得在国共两党间均不受信任、于历史夹缝中黯然收场的结局。 何应钦的早期发迹与蒋介石密切相关。 上世纪二十年代，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何应钦被委以总教官的重任，成为蒋介石在建军初期的得力助手。 在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中，何应钦曾率部浴血奋战，一度将身陷重围的蒋介石解救出来。 此事被蒋介石引为莫大恩情，两人甚至有过结拜之举。 在随后的北伐和国民党内部整合中，何应钦凭借军事才能和对蒋介石的支持，地位一路攀升。 逐渐成为国民党军队系统中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一度有“蒋何”并称的说法。 这种表面上的亲密与合作，并未能掩盖两人之间日益加深的猜忌与裂痕。 1927年。 那一年，由于国民党内部宁汉两派激烈斗争以及外部压力，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暂时离开权力中心。 在这一敏感时刻，蒋介石原本期望作为心腹股肱的何应钦能明确表态支持自己。 何应钦却出人意料地保持了沉默，没有像其他一些将领那样发电表示拥戴。 更让蒋介石疑心的是，何应钦在此期间与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往来甚密。 何应钦的暧昧态度，被蒋介石视为在关键时刻的动摇与背叛，是乘机扩张自身势力的表现。 这次事件如同一根刺，深深扎进了蒋介石的心里，他从此对何应钦的“忠诚”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蒋介石复出后，虽然出于稳定局面和利用其能力的考虑，并未立即清算何应钦，但已开始暗中提防和制衡。 更大的信任危机，来自于1936年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在如何应对上产生严重分歧。 以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和平谈判，以确保蒋介石的人身安全为首要考量。 而以何应钦为代表的强硬派，则力主立即调动大军讨伐张、杨，甚至计划出动空军轰炸西安。 何应钦当时被推举为“讨逆军”总司令，大权在握。 他的激进主张，虽然可以被解释为试图以武力施压迫使张杨放人。 但其急于动用武力的姿态，以及他在蒋介石生死未卜时迅速接管军事指挥权的行为，难免让包括宋美龄在内的许多人怀疑其真实动机。 是否想借混乱之机，置蒋介石于险境，从而为自己上位铺平道路。 尽管事变最终和平解决，蒋介石安全返回南京。 但何应钦在此过程中的表现，无疑让蒋介石认为其怀有二心，甚至有害己之嫌。 据说蒋介石曾私下对亲信表示过对何应钦的愤恨。 经此一事，蒋介石对何应钦的信任几乎丧失殆尽。 此后，虽然何应钦仍担任陆军总司令等高位。 但实际兵权和核心决策已逐渐被蒋介石收回或转移给陈诚等更为信赖的将领，何应钦日益被架空。 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看来，何应钦的诸多行径更是难以饶恕。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担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的前敌总指挥，与红军多次交战。 抗日战争期间，他作为国民党军方主要负责人，在战略和具体战役指挥上的一些保守决策也备受诟病。 尤其令中共方面强烈愤慨的是1941年由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皖南事变”。 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的何应钦，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共同签发了要求新四军北移的命令。 随后又调集重兵对奉命北移的新四军部队进行包围袭击，造成新四军数千人伤亡，军长叶挺被扣押。 这一事件被周恩来痛斥为“亲痛仇快”的罪行。 何应钦在其中的角色，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认定的反动派代表人物之一。 此外，何应钦在对待日本侵略者问题上的态度，也使其公众形象严重受损。 抗战胜利后，他作为中国战区受降主官，在南京接受了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 在受降仪式上，何应钦一些细节上的举动，如起身弯腰接过降书，被当时及后来的许多舆论批评为有失胜利国统帅的威严，对日军过于“客气”。 更严重的是，有历史资料披露，在战后初期，何应钦曾有过利用未解除武装的日军来协助国民党军队争夺地盘、防范共产党的设想和安排。 这种企图利用昨日敌寇来对付国内政治对手的做法，无论在道义上还是民族情感上，都触犯了大忌。 正是由于这些复杂的历史恩怨和严重的政治对立，当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 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选择起义或投诚时，尽管中国共产党方面发出了宽大处理的号召。 但据资料显示，对于何应钦，毛泽东主席曾有过明确表示，认为其历史罪行深重，不同于其他可争取的将领。 而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对这位曾有“结义”之情却屡次让自己陷入被动和危险的老部下，更是深怀戒心与怨恨。 抵达台湾后，何应钦所有的实权职务被剥夺殆尽。 仅被授予“总统府战略顾问”等毫无实权的虚衔，在政治舞台上被彻底边缘化，晚景凄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