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科长找到刘奎，对他说：“部队要过江了，上级决定让你留下来打游击。”刘奎一愣：“就我一个人？”科长回答：“还有两个重伤员！” 这话听着像天方夜谭，三个大活人，两支枪，要在国民党重兵把守的皖南山区活下来，还得闹革命。 可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那会儿的皖南，空气里都飘着火药味。 国民党顽固派搞“梳篦式”清剿，五家连坐，只要跟新四军沾边，轻则挨打，重则杀头。 部队要紧急北撤，重伤员带不走，这烫手的山芋就交给了刘奎。 为啥是他？因为这人是从井冈山下来的老红军。 打过长沙，蹲过湘赣边界的丛林，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 可当他看到那两个战友时，心里也咯噔了一下。 李建春，新四军三支队指导员，左腿被日军子弹打穿了，伤口化脓，走一步疼得浑身哆嗦。 黄诚，曾是副参谋长周子昆的警卫员，肩膀被弹片掀掉了一块肉，胳膊根本抬不起来。 这哪是打仗的队伍？分明是两个等着喂药的病号。 刘奎没二话，带着俩兄弟钻进了泾旌太边界的深山。 山洞里阴冷潮湿，连个铺盖都没有，就铺点干草。 三人只有一支汉阳造，几发子弹。 饿得不行就挖野菜、摘野果，偶尔抓只野兔算是过年。 刘奎白天出去找粮、探路，晚上回来给兄弟俩换药。 没消炎药，他就嚼碎草药往上敷。 没绷带，就把自己的军装撕成条。 李建春和黄诚看着刘奎忙前忙后，心里过意不去，好几次让他别管自己，赶紧突围。 刘奎每次都红着眼眶摇头，说咱们是穿一条裤子的交情，生一起生，死一起死，新四军没有扔下战友的规矩。 光躲着不是办法，得让老百姓知道他们是好人。 刘奎趁着夜色，悄悄帮山里的老乡干活。 看到李大娘挑水吃力，他一声不吭把水缸挑满。 看到张大爷屋顶漏雨，他摸黑上去修补。 他不多话，干完活就走，老乡留他吃饭，他头也不回地跑进山，生怕给人家惹麻烦。 时间长了，老乡们都知道山里有个能干的红军，开始偷偷送红薯、送草药，还通风报信。 有一次，日军突袭村子，抢粮抓人。 刘奎看不下去了，他把那支唯一的步枪留给伤员，自己揣着砍柴刀，换上从敌人尸体上扒下来的衣服，混进了据点。 他专挑欺负百姓的伪军下手，还趁机把老乡往山里引。 这一闹，老乡们彻底信了，知道他是来保护大家的。 失散的战士也闻讯赶来，队伍从三个人变成了八个人，凑齐了几条枪。 1941年5月，他们在朱家坑的深山里，正式打出了皖南事变后第一支新四军的旗号。 刘奎当队长，李建春伤好当了指导员。 旗子一竖，就得干事。 第一个目标就是旌德县庙首乡公所。 那乡长是个铁杆汉奸，手上沾满革命者的血。 刘奎带着人连夜行军，借着夜色摸进据点，十几分钟就解决了战斗，缴获了十几条枪，放出了被抓的壮丁。 这一仗，像在死水里扔了块石头，整个皖南都炸了锅，新四军没死绝，还在打仗！ 队伍越滚越大，从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 到了1943年，日军急眼了，对皖南搞起了残酷的“三光”政策，谁敢帮游击队就杀谁。 刘奎的处境一下子艰难起来，断了粮，断了消息。 有一次查哨，日军突然包围了上来。 刘奎大腿中了一枪，为了掩护部队撤退，他且战且退，一直退到了悬崖边。 前有悬崖，后有追兵。 日军大喊着“抓活的”，一步步逼近。 刘奎扔光了手榴弹，打光了子弹，看着围上来的敌人，冷笑一声：“刘奎在此，想抓我，咱俩一起跳吧！” 说完，纵身一跃，跳下了深渊。 按理说，这事儿该完了。 可老天爷惜英雄，刘奎命大，挂在了一棵老松树上，又被山里的老乡救了回去。 养伤几个月，他又拖着伤腿下了山。 1944年，大部队回到皖南，科长李子高再次见到刘奎时，简直不敢认。 那个当初只带着两个伤员的刘奎，现在身后站着几百号人，枪支弹药齐全。 李子高紧紧攥着他的手，半天没说出话来。 从1941年的一支枪三个人，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的八百壮士，刘奎用命在皖南大山里守住了革命的火种。 这世上哪有什么奇迹，不过是一群不信邪的人，在绝境里硬生生杀出来的一条生路罢了。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打不死的刘奎"曾不愿被捉跳崖 与猴群一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