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Mikhail Bakunin），他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也是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内部的主要论战对手。他提出的这一诘问，直指马克思主义政权建设中的核心悖论，引发了关于权力异化的深刻讨论。1872年巴枯宁困秘密结就分裂行为在海牙大会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巴枯宁的诘难：权力与阶级属性的剥离 巴枯宁的质疑并非针对个人，而是针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国家形式的逻辑闭环。他在 《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等著作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预言： “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 其逻辑链条如下： 1. 少数人掌权的悖论：政权运作必然由少数代表（政党、官僚）执行，不可能8000万无产者同时坐在政府里。这少数掌权者一旦脱离生产、掌握特权，本质上就形成了一个“新统治阶级”。 2. 阶级属性的丧失：巴枯宁认为，这少数人虽然名义上代表无产阶级，但实际上已不再受剥削、不再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还是无产阶级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认为这非“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会导致“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3. 国家的原罪：巴枯宁主张立即废除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国家），因为任何国家都意味着统治和剥削，必然复活专制。 马克思的回应：过渡阶段的必要性与代表性 马克思在《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等文中，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进行了回击： 1. 阶级统治≠人人执政：马克思反驳道，就像工会的事务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执行一样，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是指阶级的政治统治，而非每个成员都直接执掌行政权。这属于社会分工的必要形式。 2. 过渡阶段的暴力必要性：马克思强调，只要还存在资产阶级的反抗和旧的社会组织，无产阶级就必须利用国家政权（专政）作为暴力工具，来镇压敌人并改造经济条件。这不是永恒的统治，而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3. 公仆原则：马克思以巴黎公社为蓝本，设想这种新型政权应是“议行合一”的，管理者是人民的公仆，随时可以罢免，以此防止官僚化。 历史的回响：理论与现实的张力 这场争论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了复杂的回应： * 列宁的实践：列宁在 《国家与革命》中试图通过“工农民主”和“罢免权”来落实马克思的公仆理想，但战时共产主义和后来的官僚化问题，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巴枯宁的部分担忧——即权力高度集中可能导致脱离群众的“新精英”产生。 * 托洛茨基的反思：托洛茨基后来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承认，苏联的官僚集团确实形成了一个脱离无产阶级的特权阶层，但他认为这并非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俄国经济落后和孤立导致的“堕落”。 巴枯宁的发难，本质上是在追问：权力是否必然腐蚀阶级本质？ * 巴枯宁的答案：是。权力即压迫，必须彻底废除国家，立即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自治。 * 马克思的答案：否。权力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关键在于谁掌握权力和为谁服务。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强化政权来最终消灭政权（国家消亡）。 领袖毛泽东提醒我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如何防止“阶级代表者”异化为“官僚走资派”，如何确保权力始终服务于阶级而非个人或集团，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建设中永恒的课题。当年中央从使用陈永贵 吴桂贤等干部进行了成功的革命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