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一位清朝官员参观德国皇家博物馆，刚走几部就停下了，指着一块石碑震惊道

1906年，一位清朝官员参观德国皇家博物馆，刚走几部就停下了，指着一块石碑震惊道：“这是我大清国宝啊，我竟然在这看见了！”他直勾勾地盯着玻璃柜里的一块石碑，眼睛越瞪越大，连呼吸都急促起来——这块刻满汉字的古碑，怎么会出现在万里之外的柏林？ 这位震惊的官员，正是大清派往欧洲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端方。此时清政府风雨飘摇，慈禧太后为挽救危局，派他们出洋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端方除了官员身份，还是当时有名的金石学家，对古代碑刻痴迷得很。考察间隙，他总要抽时间去当地的博物馆转转。 柏林博物馆藏品丰富，但在那些西洋油画、希腊雕塑中间，一块灰扑扑的中式石碑格外扎眼。端方职业病犯了，凑上前去细看，这一看不要紧，他差点喊出声来。 那石碑上的字，他太熟悉了！那是中国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的笔迹，字体方正中带着波挑，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风格。端方的心怦怦直跳，他趴近玻璃，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起来。 “承平三年……中书郎夏侯粲撰……沮渠安周造寺……” 读着读着，端方的手都有些抖了。这竟然是北凉时期的《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北凉是十六国时期的小政权，只存在了四十三年，留下的实物少之又少。这块刻于公元445年的石碑，记载了北凉宗室沮渠安周修建佛寺、弘扬佛教的事迹，是研究那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端方脑子里嗡嗡作响。他清楚地记得，这块碑是光绪八年在新疆吐鲁番的高昌故城出土的，怎么一转眼就跑到德国来了？ 他立刻找来博物馆馆长询问，馆长闪烁其词，端方语气严厉道：“它出土于中国新疆，是大清的国宝。” 几经追问，馆长才吞吞吐吐说了实话。原来在1902年到1903年间，德国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带队到新疆“考察”，从当地挖宝人手里买下了这块碑，偷偷运回了德国。运输途中，这千年古碑竟然被摔成了两截，到了柏林才重新拼接起来。 端方听着，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大清国力衰弱，列强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意妄为，连埋在地下的文物都被他们撬走了。现在想让德国人归还，简直痴人说梦。 端方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他又找到馆长，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请求：“既然石碑不能归还，能否让我拓印一份拓本带回中国？” 馆长一开始并不同意，但耐不住端方连续三天往博物馆跑，反复陈说这块碑对中国学术的意义。最终勉强答应了，但只准拓一份，而且必须由博物馆人员监督。 新的难题来了：端方这次出洋是考察宪政，没带专业的拓印工匠。他身为朝廷二品大员，总不能自己挽起袖子、拿着拓锤上去敲打。情急之下，他把随行的厨师叫来了。 就这样，在柏林博物馆的展厅里，出现了奇特的一幕：一位大清官员低声指导，一个身穿布衣的厨师战战兢兢地操作。先把宣纸轻轻覆在碑面上，喷水湿润，再用鬃刷轻轻刷平，让纸张贴合每个字口…… 第一张拓得还算顺利。端方看着逐渐清晰的碑文，稍稍松了口气。但他想，这么远的路带回中国，万一路上损毁了怎么办？于是试探着问监督的馆员：“能否再拓一份备用？” 馆员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谁知就在拓第二张时，意外发生了。厨师稍一分神，拓锤敲重了些，只听“咔”的一声轻响——碑面上几个字崩掉了小块石屑！ 端方的心一沉，凑近一看，碑文确实被敲坏了一点。虽然只是边缘的细微损伤，但对方再也不许继续了。他只能带着一张完整拓本和一张只拓了四分之一的残本，遗憾地离开了博物馆。 回国途中，端方把那张完整拓本用油纸包了一层又一层，放在随身行李最稳妥的位置。海浪颠簸，他时时查看，生怕受潮受损。 回到北京，他立即请来最好的装裱师傅，将拓本精心装裱成卷轴。还特意邀请了当时顶尖的学者杨守敬、缪荃孙等人，在拓本四周题写跋文，详细记录了在柏林发现此碑、艰难拓印的经过。 “此碑已归德国，而拓本独存中土……后之览者，其珍惜之。”端方在跋文中这样写道，字里行间满是无奈与感慨。 这份拓本成了他的心头宝。然而时局动荡，个人的珍藏往往难逃漂泊的命运。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端方在四川资州遇害。家道中落，后人不得不将这份拓本出售，被收藏家李介如购得。 此后几十年，战火连绵，这份拓本如同它的祖国一样，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旅程。但它被一代代有识之士精心保护，在私人藏家手中秘密传递，躲过了炮火、避开了劫难。 而那块真正的北凉石碑，在柏林博物馆静静地陈列了三十多年后，等来了它悲惨的结局。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最惨烈的阶段。盟军对柏林展开大规模轰炸，博物馆所在区域未能幸免。在一夜的空袭中，炸弹击中了馆舍，那块历经1500年风雨的《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在烈火与坍塌中化为碎石，从此消失于世。 消息传到国内，文博界为之扼腕。这时人们才更加意识到，端方当年冒险拓回的那份拓本，成了这件国宝留在世间的唯一完整印记。 1976年，这份几经周转的拓本，由收藏者后人捐赠给国家，如今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