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92年7月，邓颖超因病离世，谁知，邓颖超去世前一日说出的是“李鹏”二字，这背后的故事让人动容。 1931年，李鹏的父亲李硕勋被叛徒出卖后遭国民党杀害，消息传到妻子赵君陶耳中时，她正抱着年幼的李鹏东躲西藏。 1939年，战火纷飞的成都，11岁的李鹏头部被炸弹碎片划伤，缠着纱布站在废墟前，就在那时，邓颖超找到了他。 她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战友的孩子，眼泪当场涌出来，她一把抱住李鹏，用四川话脱口而出：“兰兰，让邓妈妈看看伤得重不重。”兰兰是李鹏的小名，一个从未生育过的女人在叫出这个名字时，没有丝毫的生疏和迟疑。 事实上，邓颖超确实没有自己的孩子，她和周恩来结婚后，第一次怀孕时正值大革命失败，为了不耽误紧张的地下工作，她悄悄拿掉了孩子，第二次好不容易生下来，孩子却没能活下来。 接连的打击加上常年为革命奔波，让她再也无法生育，这是她心底最深的遗憾，但她从未因此消沉，她把这份无处安放的爱倾注给了所有革命后代，而李鹏，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1939年冬天，邓颖超把李鹏接到重庆周公馆，那时周恩来在延安忙得不可开交，照顾李鹏的担子全落在她一个人身上，她一边处理复杂的统战工作，一边操心这个孩子的吃穿住行。 有一次，李鹏练毛笔字时不小心把墨汁洒了一桌，邓颖超没有半句责怪，而是握着他的手，一笔一画地重新写，“写字如做人，心要稳。”她说。 这句话后来被李鹏记了一辈子，他说，邓妈妈的手特别暖和，好像能驱散重庆冬天那种湿冷刺骨的雾气。 1940年，李鹏要去延安了，临行前，邓颖超连夜赶制了一双千层底布鞋，塞进他的行李，“延安冷，这鞋是我连夜纳的，别嫌针脚粗。”她叮嘱道。 针脚确实粗糙，但鞋底纳得密实，踩上去软和，这双鞋陪着李鹏走过黄土高坡的风沙，也把他对邓妈妈的牵挂缝进了骨头里。 在延安，周恩来终于见到了这个孩子，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要像你父亲那样挺直腰杆走路。” 李鹏后来在回忆录里反复强调，自己不是周总理的养子，他们之间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这话听着像在撇清，细品却透着老一辈革命家的坦荡——爱而不溺，帮而不包，他们之间的情谊，有边界，更有尊重。 1959年，一个更惊险的故事在悄悄发生，李鹏的妻子朱琳临产时遇到了危险，胎儿窘迫，情况危急，李鹏慌了神，第一时间想到了邓妈妈。 邓颖超那时身体也不好，肾衰竭等毛病已经找上门来，但她二话不说，拖着病体亲自登门，请当时妇产科的顶梁柱林巧稚出诊。 那时的林巧稚刚做完一场大手术，正在家里休养，邓颖超站在门口，声音里带着恳求：“林大夫，这是烈士的后代，您务必得帮这个忙啊！” 林巧稚最终被说动了，亲自赶赴医院，因为邓颖超的奔走和林巧稚的医术，孩子平安降生，取名李小鹏。 朱琳后来总念叨，孩子出生的那天，邓妈妈特地送来一碗红枣鸡蛋羹，那甜味儿是打心底里发出的关爱，甜得让人想掉眼泪。 这个孩子是邓颖超跨越两代人关怀的最好证明，她的爱没有止境，从李鹏这一代，又延伸到了李小鹏那一代。 时间一晃到了1988年，邓颖超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肾衰竭、心脏病，各种毛病轮番侵袭，她不得不长期住院治疗。 但她依旧保持着革命者的简朴作风，她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身后事要从简，不要浪费国家资源，甚至在病重时，她还提出了“不要再过度抢救”的请求。 这时，李鹏已经是国务院总理了，公务繁忙，日理万机，但他只要一有空，就往医院跑。 1992年1月23日，邓颖超在医院里度过了她人生的最后一个生日，李鹏和其他几个“义子义女”都赶来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可能是邓妈妈最后一个生日了。 病房里有些沉默，有些凝重，但邓颖超依旧保持着乐观，她笑着和每个人说话，仿佛病痛从不存在。 七个月后，1992年7月10日晚，李鹏和夫人朱琳再次来到病房。 邓颖超已经衰弱到了极点，她的呼吸又轻又浅，眼睛半闭着，但当李鹏俯下身靠近她时，她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嘴唇艰难地翕动：李鹏……李鹏…… 在场的人都哭了，这是邓颖超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声音，不是交代后事，不是嘱咐工作，而是一个名字。 一声呼唤凝聚了53年的母子深情。 第二天清晨，邓颖超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她没有亲生儿女，但她留下的“孩子”遍布各行各业——李鹏只是其中之一，她的爱像一粒种子，落进了无数革命后代的心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李鹏后来常说，不辜负邓妈妈的期望，要更加努力地为国家和人民工作，他做到了，从水电部技术员到国务院总理，这条路走了几十年，每一步都踏得稳稳当当。 而临终那声轻轻的呼唤，是邓颖超一生选择的最后证明：母爱可以被选择，被创造，被无限复制，这份超越血缘的亲情如同她坚定的信仰，永远闪耀着温暖的光芒。 信源：人民网纪念邓颖超逝世21年 临终前最后说的两个字是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