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后，20万越南难民逃进香港，香港全部接收了，给了他们香港身份。当年越南难民住在难民营里，每天衣食无忧，就知道生孩子，难民营内生育率奇高。 1975年4月30日西贡陷落后，大批越南民众因惧怕政局变化而乘船出逃，国际社会由此把这批海上避难者称作“越南船民”。香港凭借南中国海自由港的区位条件和华人社会环境，很快成为重要目的地。 1975年5月4日，丹麦货轮“嘉娜号”载着3743名船民进入维多利亚港，港英政府决定全数收容，也由此开启了长达25年的越南船民历史。彼时香港正处于经济腾飞初期，社会对这批远道而来的避难者，普遍还保留着较强的同情心。 真正让问题急剧扩大的是1979年。随着越南国内排华升级、经济全面崩溃，船民规模彻底失控。同年日内瓦会议后，香港被定为“第一收容港”，承诺无条件接收所有抵港船民，再由联合国难民署甄别并转往第三国。 这项安排看似出于人道，却让土地狭小的香港背上巨大包袱。“天运号”在南丫岛搁浅沉船后，国际关注继续升高，到1980年滞港船民已突破10万。 港英政府只能在白石、望后石、深水埗等地设立十余个封闭式难民营，用铁丝网围起一座座“城中之城”，虽然基本衣食有所保障，但高密度居住带来的卫生恶化、偷盗冲突和族群矛盾也越来越严重。 早期抵港者中，超过七成是越南华侨与越籍华人，会讲粤语，文化上与香港较接近。港英政府曾短暂开放营地，允许部分船民外出工作，1979年就有近2万人进入建筑、制衣、电子厂，正好补上制造业用工缺口。 但这种短暂缓和并未持续太久。1982年后，港英全面改行封闭式管理，禁止外出谋生，船民原本寄望于香港重新开始生活的想法就此破灭，本地社会对船民的观感也逐渐从同情转向戒备。 到了1988年6月，港英政府推出“甄别政策”，以越南语广播“北漏洞拉”宣告新规，严格区分政治难民与经济移民。只有因政治迫害出逃者才有资格留下，单纯因生活困苦外逃者则被认定为非法入境并面临遣返。 政策实施后半年内抵港的10328名船民，仅54人通过甄别，大多数人被挡在难民资格之外，直接引发石岗、白石等营地骚乱。与此同时，越南当局借离境收取高额“离境费”，西方国家又长期拖延接收，结果绝大部分安置压力都压在香港身上。 从1979年到1990年代中期，香港每年投入超过1亿港元安置船民，累计财政支出超过87亿港元，连联合国难民署拖欠的11.6亿港元款项至今都未偿还。 这场延续25年的拉锯，最终在回归后才走向终结。1998年，特区政府正式取消“第一收容港”政策，停止无条件收容，并改行有序遣返与本地安置并行的办法。 2000年6月1日，香港最后一个越南难民营望后石越南难民中心关闭，这段历史才真正落幕。最后约1400名无法遣返者获准申领香港身份证，逐步融入本地社会。 多年以后，当年船民及其后代已形成数万人的社群，第二代、第三代讲流利粤语，接受本地教育，活跃在商界、餐饮、交通等行业。回头再看，这段历史不仅是香港一次漫长而沉重的人道收容，也是一场关于承载极限、政策转向与社会融合的长期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