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军中将邱清泉战死沙场，他的妻子慌不择路，带着孩子们准备南逃台湾，结果逃到福建时，次子邱国渭却做出了留在大陆的决定，可问题是邱清泉在解放战争期间犯有累累罪行，属于战犯，难道他不担心受到父亲牵连吗？他的结局又如何呢？ 1949年1月的陈官庄，冷得能把人的骨头冻裂。邱清泉倒在了这片雪地里，方脸、凹眼、上唇那道旧疤——他的副官和卫士确认了这就是那位国民党中将。 消息传到南京时，叶蕤君的天塌了。 但她没时间哭。五个孩子还眼巴巴望着她，当妈的必须撑着。丈夫活着的时候，薪水丰厚，孩子们从没缺过什么。如今这根顶梁柱说没就没了，叶蕤君知道好日子到头了。 国民党军队一路败退，上头通知她去台湾。想到丈夫的身份，叶蕤君心里发毛，怕留在大陆惹祸上身。她收拾行李，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打点好，准备带孩子南撤。 走到福建时，解放军拦住了他们。 叶蕤君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自己是战犯的老婆，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没想到解放军核实完身份，竟然给开了通行证，让他们继续走。这让叶蕤君又意外又困惑，后来才知道新中国的政策跟国民党宣传的那套完全不一样。 就在这关键时刻，年仅十九岁的次子邱国渭，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决定。 他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外语系，原本已与家人商定，计划前往台湾。可他不想中断学业，想先把书读完。他反复掂量，最后决定留在大陆完成学业。 轮船的汽笛声在黄浦江码头响起时，邱国渭还在路上。等他气喘吁吁跑到码头，轮船已经缓缓驶离了港口。 他就这样被留在了大上海。 说实话，1949年邱国渭留在大陆，并不是因为他多有觉悟，而是学业和运气共同作用的结果。圣约翰大学的学业牵住了他的脚步，黄浦江码头的末班船没有等他。命运在1949年的这个春天，跟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家里其他人后来去了美国投奔亲戚，只有邱国渭一个人留在了大陆。 顶着“战犯儿子”的帽子，邱国渭心里当然害怕。但他发现新中国对这种家属其实挺宽容的，只要自己没问题，愿意服从安排，日子还是能过的。 邱国渭没被批斗，也没坐牢，安安稳稳读完了大学。1952年，他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上海图书馆，从事外文图书采编工作，主要负责外文书籍的采集与编目相关业务。 从那以后，他把“将门之子”的身份彻底藏了起来，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旧书、写目录。在那个年代，安静、普通就是最好的保护。 他在图书馆干了很多年，后来和姓袁的女同事结了婚，生了三个女儿。日子虽然清贫，但踏实。 然而命运总爱开玩笑。 有一次，当老师的妻子下乡劳动时感冒了，医生上门打针。妻子明明说过自己药物过敏，可那个医生太马虎，没做皮试就直接打了一针。结果妻子严重过敏，抢救不过来，去世了。 这场意外对邱国渭打击很大。时代的大风大浪他靠低调躲过去了，却没躲过这个致命的疏忽。从那以后，他独自一人抚养三个女儿，既要每日按时接送孩子，又要兼顾工作，白天便在图书馆里埋头忙碌，日子虽辛苦，却始终不曾松懈。老同事们说他沉默寡言，干活认真，背影有点驼。 1971年，变化来了。 那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中美关系开始缓和。邱国渭在美国的妹妹寄来一封信，让他和家人重新联系上了。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的“海外关系”反而变成了好事。 因为这层关系，他当上了上海市政协委员，还升为图书馆外文采编部副主任。他被邀请到复旦大学兼课当讲师，后来又调入上海大学正式任教。 换了别人，可能早就飘了。但邱国渭没有，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极少出席各类会议，始终每日准时来到采编室，潜心整理外文图书目录，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一直保持着安全距离，从不越界。 1978年，中美关系持续缓和，两国民间往来逐步恢复正常，长期分隔两地的亲人得以重新团聚，普通民众也可通过探亲渠道，实现赴美探望亲属的愿望，这也为后续民间交流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忍了近三十年的邱国渭决定去美国见见亲人。 单位很快批准了，他坐飞机去美国，见了白发的母亲和多年未见的妹妹。假期一结束，他就飞回上海，第二天照样去图书馆上班，跟同事轻描淡写聊聊美国的事。 没多久，他第二次申请探亲，带了大女儿去美国。大女儿留在那里，他自己按时回来。 第三次，他带二女儿去美国，二女儿也留下了。 第四次，他带最小的女儿去美国，这一次，他再也没回来。 1990年代的某一天，邱国渭在浦东机场登上飞往洛杉矶的航班。这一次他没有回头。二十多年前，他在黄浦江码头错过了那艘开往台湾的轮船。现在，他终于坐上了飞往亲人身边的航班。 半个世纪的离散，终于画上了句号。 参考信息：黄埔军校同学会.(2012,9月23日).邱清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