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2年，45岁的方孝孺被朱棣下令凌迟处死，刑场上，被他牵连的873名族人和门生早已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但方孝孺宁可牺牲自己的十族，也不愿降服于朱棣。 方孝孺绝非凡夫俗子，他在当时的文化圈里，那是妥妥的顶流。从小就被乡里乡亲夸成“小韩愈”，后来拜入明初文坛泰斗宋濂的门下，学问文章更是青出于蓝。他的名气大到什么地步？当年燕王朱棣的首席谋士，那个一手撺掇朱棣造反的黑衣宰相姚广孝，在打进南京城之前，都要特意跪下来求朱棣一件事。姚广孝原话的大意就是，方孝孺必定不肯投降，但殿下千万不能杀他，杀了他，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就绝了。 朱棣当时是满口答应的。打天下靠武将，坐天下还得靠这些有威望的文化人。朱棣比谁都明白，自己发动的这场“靖难之役”，说好听点叫奉天靖难，扯下遮羞布就是叔叔抢侄子皇位的造反。他太需要一块足够有分量的招牌来给自己正名了。方孝孺，作为建文帝最信任的帝师，作为天下文人的领袖，只要他肯提笔写下一封“即位诏书”，朱棣皇位上的那滩血迹就能被洗得干干净净。 然而，朱棣的算盘打得再精，也低估了方孝孺骨子里的轴劲儿。 当南京城破，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下落不明，满朝文武眼看风向变了，纷纷排队去迎新主子。唯独方孝孺，在家里闭门不出，整天穿着丧服为旧主痛哭。朱棣派人把他强行拉到大殿上。这就有了正史里那段极其著名，也极其悲壮的对话。 朱棣看他哭得死去活来，亲自走下大殿安抚，说先生别哭了，我其实就跟周公辅佐成王一样，是来稳定江山的。方孝孺立马反问，那成王在哪？朱棣说，建文帝已经自焚了。方孝孺紧逼一步，为何不立建文帝的儿子？朱棣找借口说国家需要年长的君主。方孝孺死咬不放，那为何不立建文帝的弟弟？ 这句话其实已经把朱棣逼到了墙角。朱棣终于撕下了伪善的面具，冷冷甩出一句，这是我的家事！ 紧接着，朱棣命人把笔塞给方孝孺，下达了最后通牒：今天这即位诏书，你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 方孝孺接过笔，顺手就在纸上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大字，然后一把将笔掷在地上，放声大骂。朱棣彻底怒了，恐吓道，你难道不怕我诛你九族吗？ 接下来，方孝孺喊出了那句直接把八百多人送上断头台的话：“便十族奈我何！” 大明律法里最重的惩罚顶多诛九族，朱棣为了成全方孝孺的“十族”，生生把他的朋友、门生，甚至门生的门生算作了第十族。 屠杀开始了。整整八百七十三人，就在南京聚宝门外，在方孝孺的眼皮子底下一个接一个被杀。 直到最后，方孝孺被凌迟处死。他至死都没有低头。 事情讲到这里，很多读历史的朋友在情感上是接受不了的。这两年，随着大家思维方式的转变，网上对方孝孺的评价出现了两极分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痛批方孝孺，说他读书读傻了，说他沽名钓誉。有人甚至提出，方孝孺如果真有骨气，在建文帝死的那天就该抹脖子自尽，那样至少不会连累家人。现在为了保全自己所谓“忠臣”的名声，拿八百多口无辜的人命去填坑，这简直是冷血至极的自私。 咱们实话实说，站在现代人的视角，这种观点确实有它的逻辑。人命大如天，没有任何一种主义或者名声，值得用八百多个无辜者的性命去献祭。更何况，明朝后来的皇帝，像爱玩蛐蛐的明宣宗、几十年不上朝的万历、沉迷炼丹的嘉靖，奇葩辈出。方孝孺拼死效忠的那个朱家王朝，真的值得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 但是，我们在审视这段历史时，千万不能掉进“受害者有罪论”的陷阱。 仔细想想，难道真的是方孝孺一句话，就杀死了八百七十三个人吗？真正挥动屠刀的，真正享受着杀戮快感的，明明是那个坐在皇位上的暴君朱棣。 朱棣想要杀鸡儆猴，他需要用一场前所未有的恐怖血洗，来彻底摧毁建文帝旧臣的抵抗意志。方孝孺只是他用来立威的那个最完美的靶子。退一万步讲，即便方孝孺当时不喊出那句“诛十族”，以朱棣那种狠辣嗜血的性格，方家的亲族门生就能保全吗？为了巩固皇权，历代封建帝王挥起的屠刀何曾对老弱妇孺手软过。把满门抄斩的罪过全扣在一个宁死不屈的书生头上，多少有些避重就轻了。 在那个皇权大过天的封建时代，读书人讲究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在方孝孺的道德宇宙里，“君臣大义”和“正统礼法”就是天底下最大的规矩。朱棣抢夺侄子的江山，在方孝孺眼里就是打破了天下最根本的秩序。如果连他这个天下读书人的表率都跪了，那大明朝的纲常伦理也就彻底崩塌了。 他固执，他迂腐，他不懂变通。但他用最惨烈的方式，在那个皇权可以随意碾压一切的黑铁时代里，硬生生砸出了一道不屈的声响。 有意思的是，无论官方怎么定性他是逆臣贼子，南京城的百姓心里有杆秤。朱棣下令敢有收尸者杀无赦，却依然有百姓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偷偷收敛方孝孺的残骨。到了明朝中后期，不断有文人官府为他平反。连清朝的乾隆皇帝，都亲自给他上了古代文臣最高级别的谥号——“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