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梅贻琦紧随胡适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北平。–为什么梅贻琦要选择出走，关键就是在于，梅贻琦深谙苏联的那一套。 梅老先生平时话少，被称为“寡言君子”，凡事不爱冒头。可唯独在这大是大非面前，他一点没随大流。你想啊，当时北平即将易手，连周恩来都发话肯定过他，甚至他手底下的很多教授朋友也都劝他留下。可他为啥非走不可？有一回他跟老友交底，说自己要是留下来，无非两条出路：要么当傀儡，要么当反革命。这两条路他哪条都不想要。 梅老骨子里信奉的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他太清楚苏联那一套教育体制是个什么玩法了。 在那种高度集权、意识形态绝对挂帅的模式下，大学只会沦为政治的传声筒和流水线。教育讲究的是高度计划、专业极端细分和思想上的绝对整齐划一。这和梅贻琦毕生追求的教育理念简直是水火不容。当年他在清华力排众议，搞的是通才教育，讲究的是人格的全面培养，知、情、志缺一不可。 他那句名言大家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句话的含金量在哪？就在于对“人”的绝对尊重。 可要是真按苏联那一套来搞思想改造，大师就得被改造成听话的技术螺丝钉，大学里的“百家争鸣”就会变成“一个声音”。他觉得，要是连思想都不能自由飞翔，那还配叫什么大学？这简直是拿刀子剜他的心。 当然，光是理念上的水土不服，也许还不至于让他一把年纪漂洋过海。真正让他铁了心要走的，还有一件天大的“大事因缘”，他得护住一笔能买下半个清华的巨款。 “美退庚款”。当年美国人退了一部分庚子赔款的超额部分，专门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这笔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高达一千两百多万美元的真金白银。按照当时严格的管理规定，这笔基金的动用，必须得教育部长和清华校长两人同时签字点头才算数。梅贻琦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深知在这个大动荡的关口，他要是留在北平，这笔巨款搞不好就得被截留甚至挪作他用；但他要是走了，只要他这个合法校长还喘着气，这笔基金就永远只属于清华。 为此，他连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都坚辞不就，因为他要是做了官，就没法给学术界一个交代了。 为了护住这笔“国本”，梅贻琦到了美国之后，干出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事。他手里攥着千万巨资，自己却跑到纽约租了一间连个单独客厅都没有的破旧公寓。每个月，他给自己定死的薪水只有区区三百块钱，勉强糊口。那时候有不少人风言风语，说他守着金山讨饭吃，是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甚至有人阴阳怪气地劝他，既然是庚子赔款的钱，不如干脆早点挥霍掉以雪国耻。听到这种混账话，梅贻琦连理都懒得理。他心里装着大局呢，他护的哪里是钱，他护的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丝血脉。 咱们回过头来看看，梅贻琦凭什么对清华、对教育这么死心塌地？你看看他在西南联大那八年是怎么挺过来的就全明白了。 抗战那会儿，条件艰苦得让人掉眼泪。堂堂联大最高领导，他没有专车，把自己的车交出去充公，自己出门靠两条腿。日本人天天来轰炸，大家都在疯狂“跑警报”。别人慌作一团往山沟里钻，他偏偏走在最后头，神色镇定地慢条斯理溜达，生怕学生看了心里发毛。物价飞涨的时候，教授们穷得连锅都揭不开，闻一多去街头刻假章，潘光旦教授一家甚至抓老鼠当肉吃。 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堂堂名门闺秀、中央委员的夫人，最后硬是拉下脸面，挎着篮子去大街上卖定胜糕。连鞋都磨破了，小腿肿得老高。他自己四个亲生骨肉在联大读书，硬是一分钱的救济金都不让领。这就叫身正不怕影子斜，这就叫真君子。有这种铮铮铁骨的人，你指望他为了高官厚禄或者晚年安逸去向强权低头？门儿都没有。 带着这份近乎轴的执拗，梅贻琦后来去了台湾。1955年，他拿着那笔捂了多年的清华基金利息，在新竹的一片荒山野岭上，硬生生砸出了一个台湾新竹清华大学。 老爷子那是真拼命啊。为了建一座游泳池式的原子反应堆，他一大把年纪，满世界跑着去考察、去挖人。仅用了三年时间，硬是把核子科学馆和反应堆给建了起来，达到了临界点。这种建设速度，被当时的人惊叹为“魔术师般的神速”。他之所以这么拼，就是想证明一件事：只要精神不死，清华的根脉在哪怕是孤岛上也能长出参天大树。 到了1962年，73岁的梅贻琦躺在台大医院的病床上，已经被骨癌折磨得骨瘦如柴。这期间，他的床底下一直放着一个上了锁的旧皮包。谁都不让碰，谁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绝世奇珍。直到他老人家咽下最后一口气，秘书在众人见证下剪开封条，打开皮包。那一刻，在场的人无不红了眼眶。里面没有金条，没有存折，全是他掌管的那一千两百多万美金庚款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毫厘不差。他替国家管了一辈子的巨款，自己走的时候，却连买块好墓地的钱都没留下，最后还是靠清华校友和学生们凑钱办的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