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群犹太居民被带到帕茹斯特森林，正当她们将要被处决时，立陶宛民兵成员却强迫她们脱掉衣裤，迫使她们在临刑前还要遭到羞辱。 大家可能在网上见过一些二战后流传出来的黑白老照片。照片的背景是荒凉的沙丘，海风把人的头发吹得凌乱。这些照片的拍摄地点，是拉脱维亚的Šķēde海滩。 1941年12月，德国的“特别行动队”盯上了利耶帕亚这个港口城市。当晚的抓捕没有任何多余的审问环节。警察带着名单挨家挨户敲门，把大批妇女和孩子塞进卡车，直接拉到了城外靠近海边的沙丘。 在那里，德军和本地的武装人员早就挖好了三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深坑。 接下来的操作，把人类的恶展现到了极致。军官们强迫这些手无寸铁的妇女在凛冽的寒风中脱去所有的外衣，只留下内衣，甚至全身赤裸。 咱们带入一下那个场景。一群带着孩子的母亲，在黑洞洞的枪口下，被迫在公开场合褪去衣物。旁边是荷枪实弹、眼神戏谑的士兵。这其实就是一种极其恶毒的心理战术。 当一个人被剥夺了遮羞布，在极致的寒冷和羞辱中，她的反抗意志会被瞬间击溃。面对死亡的恐惧，加上身为人类的尊严被踩在脚下摩擦，她们完全失去了逃跑的可能性。 照片上，几个妇女挤在一起，有人下意识地蹲在地上，用双手徒劳地抱住自己，眼神里全是无助和惊恐。而在她们身后，一些懵懂的小孩子还在沙地上玩耍，完全不知道几分钟后，死神就会降临。 纳粹行事极为缜密，他们通常会掩埋尸体、销毁证据，所以很多地方的屠杀根本无人知晓。那斯凯德海滩的这些照片是怎么留下来的？ 这里必须要提到一个叫大卫兹夫康的普通电工。 当年，这些屠杀照片是两个德国军官在现场用微型相机拍摄的。这不仅仅是记录，更像是他们拿来炫耀的“战利品”。后来，兹夫康被派到其中一名指挥官卡尔斯特罗特的家里干活。在修补壁炉的时候，他意外发现了藏在角落里的胶片底片。 在那个只要被发现就会立刻没命的年代，兹夫康做出了一个极其伟大的决定。 他偷偷把底片带回自己家，复制了一份，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原件放回原处。他把这份复印件深深埋藏，一直守口如瓶。直到战争结束，苏联人员前来调查时，他才将这份冒死保存的铁证交了出来。 可以说，如果没有兹夫康的暗中潜伏和惊人胆识，这段历史恐怕永远都会沉睡在波罗的海的冷风中。 1945年的纽伦堡审判上，这些照片成为了将战犯送上绞刑架的最有力证物。 1940年，苏联军队进入拉脱维亚。紧接着就是大规模的社会清洗，很多拉脱维亚的精英、商人和知识分子被送往西伯利亚。整个社会充满了恐惧和愤怒。 就在这个时候，一种极其危险的论调开始在民间发酵。因为当时有极少部分犹太裔人士在苏联体制内担任了职务，这种比例被别有用心的人无限放大，最终演变成了“犹太人就是苏联帮凶”的荒谬共识。 拿少数人的行为去定义并惩罚整个群体，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也最危险的思维陷阱。 1941年德军打进来的时候，很多当地人把纳粹当成了“解放者”。德国人非常狡猾地利用了这种社会情绪，递过去一把刀，而接刀的，往往就是当地人。 在里加，一个叫维克托斯阿拉伊斯的法学院学生，堂而皇之地在报纸上招募“有民族意识的青年”，组建了“阿拉伊斯特遣队”。这支名义上维持治安的队伍，实际上成了屠杀平民的主力军。 这才是历史最残酷的一面。把你拖出家门的，在海滩上监督你脱衣服的，朝你背后开枪的，很多时候根本不是说德语的陌生人，恰恰是你的邻居、你同学的哥哥、街角那个平时看起来很和善的面包店老板的儿子。 如果说海滩上的羞辱是野蛮的狂欢，那么里加城南隆布拉松林的屠杀，则体现了纳粹极其冷血的“工业化”特质。 1941年11月底，高级警察长官弗里德里希耶克尔恩把他在乌克兰试验过的那套“屠杀流水线”搬到了拉脱维亚。 没有任何情绪，全是精确计算。地势要高、土壤要是沙质方便挖坑；行进路线卡着手表规定时间；到达后强制交出所有物品，衣服、皮鞋分门别类堆放。在这套系统里，人不再是人，只是一批等待处理的“耗材”。 两天之内，里加犹太隔离区的三万人几乎被清理干净。但在这场绝望的屠杀中，依然有人创造了奇迹。 一个叫弗里达米歇尔森的普通女性，在被押送的途中，趁着队伍拐弯的视线死角，拼死滚进了路边的沟渠里。她把自己死死埋在积雪和枯叶下面。 那天的气温在零下。她趴在雪地里，耳朵贴着冻硬的地面，听着不远处如同工厂机器运转般规律的枪声，一趴就是整整一天。 直到天彻底黑透，这台死亡机器停止了运转，她才敢从雪堆里爬出来，靠着一户好心拉脱维亚农民的收留，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几十年后，她用意第绪语写下了回忆录《我从隆布拉活了下来》。书里没有任何华丽的词藻和声嘶力竭的控诉，只是平静地记录下那天早上的温度、踩雪的脚步声，以及沟渠里枯叶的味道。 但正是这种冷静到极致的叙述，把那种全方位包裹的绝望感刻画得入木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