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保卫人员向许世友报告：司令，有人要见你，许世友吼了一声：不见，当许世友一听是陶勇的4个孩子时，立即叫警卫员去接。 1967年深秋的南京，寒风刮透单衣。 军区司令部大门口，四个孩子站在梧桐树下。 最大的男孩十五岁，最小的女孩八岁。 衣服洗得发白，袖口磨出毛边，手肘膝盖打着歪扭补丁。 他们肩膀挨着肩膀站着，像群在风雪中取暖的小兽。 男孩对警卫员报出一个名字。 警卫员打量他们，眼神警惕，转身走进小楼通报。 警卫员说外面有几个孩子想见。 许世友头也不抬地回绝，正为防务烦心。 警卫员又说，是陶勇将军的孩子。 他“霍”地站起，椅子腿划出刺耳声响。 他抓起军装外套攥在手里，大步朝门外走去。 军靴踏地的响声在走廊回荡。 门口，四个孩子还站着，最小的女孩在发抖。 他们看见一个高大身影冲出来，像阵狂风。 来人穿着草绿军衬衣，袖子挽到小臂，脸很黑，眉毛很浓，眼睛很亮。 他看着树下四个孩子，最大男孩努力挺直脊背，但肩膀微抖。 第二个男孩低头绞着衣角。 两个女孩紧靠一起，大的护着小的，眼里全是惊恐。 他走到孩子们面前，蹲下身这动作让警卫员瞪大了眼。 他伸出手，那只布满老茧和伤疤的手，轻轻放在最大男孩头上。 手很大，几乎盖住整个头顶，手在轻微地抖。 他挨个抚过每个孩子的脸，指尖触到冰凉皮肤和未擦干的泪痕。 最小女孩“哇”地哭出来，是压抑很久终于憋不住的抽泣，哭得浑身发颤。 许世友没说话，伸手把她抱起来，女孩很轻，像片叶子。 他抱着她，拉起另一个女孩的手，对两个男孩说进屋。 他的办公室简朴，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一个书柜，墙上挂着军用地图。 许世友把女孩放沙发上，转身朝门外喊炊事班做饭，要红烧肉，多放肉。 声音大得整栋楼都能听见。 饭很快送来，一大盆油亮的红烧肉冒着热气，还有白菜炖粉条和米饭。 许世友没让勤务兵动手，自己拿碗盛饭，每碗压得实实在在，舀一大勺红烧肉盖饭上，肉汁浸透米饭。 他挨个把碗放孩子们面前，又给每人夹一大筷子肉。 孩子们起初拘谨小口吃，后来大口扒饭大口吃肉。 最小女孩吃得满嘴是油，许世友拿洗得发白的军用大手帕给她擦嘴。 动作笨拙但很轻。 等孩子们吃得差不多，许世友开口问话。 问他们怎么来的，家里还有什么人。 最大男孩断断续续说，父亲去世后母亲也病倒走了。 他们八个兄弟姐妹，四个大的来南京找许伯伯，还有四个小的寄养在安徽老家亲戚那里。 许世友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天色更暗，乌云低压。 他背对孩子们站了很久，然后转身对警卫员说派车，现在去安徽把那四个也接来。 车半夜出发，一辆军用吉普冒雨开往安徽。 许世友没睡，在办公室等。 他让勤务兵把隔壁空房收拾出来，摆上行军床，拿来新被褥。 凌晨三点车回来。 又带来四个孩子，更小更瘦，脸上脏兮兮，眼里全是茫然恐惧。 最大女孩十一岁，怀里抱着三岁弟弟，弟弟睡着了。 那一夜，他办公室灯亮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他把后勤部长叫来，说从自己工资里每月扣三十块钱给孩子们用。 三十块是那时普通工人半月工资。 后勤部长想说这不合规定，但看见司令员眼神，把话咽了回去。 八个孩子住进军区大院。 他教男孩们打拳，在院子里一招一式地教，他说你们父亲当年拳脚功夫了得。 男孩们学得认真，汗流浃背不喊累。 女孩们进军区子弟学校。 许世友亲自送她们去报到，对校长说这是老陶的孩子多关照，校长连连点头。 几年后孩子们长大了，最大男孩报名参军。 许世友把他安排到坦克部队，对带兵干部说这是陶勇的儿子好好练但别特殊照顾。 有的进部队，有的上军校，最小女孩学医成了军医。 他们没给父亲丢脸，也没给许伯伯丢脸。 1985年，许世友去世。 灵堂设在南京，来吊唁的人很多，将星云集，花圈摆满院子。 八个孩子现在都已是中年人，穿着军装臂戴黑纱，一起走进灵堂。 他们在灵前跪下，齐齐磕三个头。 最大的那个如今已是上校军官，抬头时满脸是泪。 灵堂里很多人都红了眼眶。 他们知道这八个孩子是谁，知道那段在风雨如晦年代里用肩膀为战友遗孤撑起一片天的往事。 主要信源：（祖国杂志社——开国中将陶勇：骁勇智服海匪，被誉为军中“拼命三郎”；晋城党史网——开国将军轶事---"拼命三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