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男性统治构建着关系结构，如果男性的粗暴——哪怕仅仅是因为他们深陷在职能和任务划分的僵化模式中一一是一种制度化的既成事实，是每时每刻都在发挥作用的法则，那么女性突然的反抗尽管罕见，但同样真实，而且对于那些转瞬即逝但充满愤怒的抗议聚焦的对象来说，是潜在的危险。再者，或许这种重复的反抗本身就是系统的一部分，是系统良好运作的必要元素——一种安全阀。多亏了它，一切都能继续运作，且没有丝毫变化。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对显而易见的既定秩序——支配着日常生活的秩序——的认同在多大程度上会间歇性地引发对该秩序的强烈拒绝。顺从的表象下存在着反抗的种子，但这种反抗并未对顺从的条件本身提出质疑：反抗与顺从共存，并在顺从的持久框架内展开。在几分钟内，面对她不断经历的事情，这个女人发出愤怒的喊叫，而她本应是反对彻底改变的第一人，她终于无法继续忍受压在她肩上的重责：家务、做饭、孩子……但我知道，她会认为要求丈夫承担他那部分的责任太不合适了。
理查德•霍加特在《穷人的文化》中很好地描绘了这种状况及其包含的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对大部分“家庭主妇”而言，“家务很快成为她们将自我封闭于其中的日常。除了按部就班的家庭生活，一切都不存在了，这消耗了她们的精力，并妨碍她们关注自我。剩下的仅是几乎没有被表达出来的骄傲，因为她们知道这么多事情都要依靠她们”。因此，他还补充道，一个来自工人阶级的年轻女孩一步步变成一个“完美女性，她正值中年，在家庭内部，她的‘存在’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因此，“她常常以她的方式为自己的命运感到庆幸：丈夫可以是‘主人’，但她也不会忍气吞声；整个家庭都认可一位‘好母亲’的价值和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