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75年，病重的周恩来总理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搞农业乌托邦计划，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成的，波尔布特却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 1975年的夏天，北京某医院的走廊里，空气是凝滞的，周总理靠在病床上，身上插着管子，却硬是三次把波尔布特请进这个房间。 不是在开会，不是在宣读声明，是一个快要撑不住的老人，在用剩余的力气，拦住一列他看出来要出轨的火车。 他说：别搞农业乌托邦，仗刚停，得先让老百姓吃上饭，共产主义不是一个下午能建完的。 波尔布特坐在那里，点头，微笑，眼睛里燃着一种旁观者都能感受到的高温，那种温度不是热情，是狂热，他甚至扬起下巴说，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应该向柬埔寨学习。 在场的人都沉默了，周总理为什么对柬埔寨这么上心？要回答这个问题，得把时钟往回拨二十年。 1955年4月，万隆会议，那是新中国第一次站上国际大舞台正式亮相，周总理在台上讲和平共处，特意提到支持柬埔寨独立，承诺尊重他们。 台下的西哈努克听着，悬着的心才落地，一年后，西哈努克访华，毛主席只扔了一句话：“你们处境难，中国可以等。” 中国那时候自己也穷得很，但“等”这个字背后，是几百万英镑的物资白送出去，是纺织厂、造纸厂一砖一瓦帮着建起来，1958年，两国正式建交，这不是什么利益置换，就是老朋友之间那种——你难，我陪着你扛。 1965年，西哈努克游三峡，写了首《怀念中国》，歌词里说中国是“不自私的朋友”，能让一个国家元首落笔写歌，这份情意不是外交辞令能搭出来的。 1970年，局势突变，朗诺在西哈努克出访途中发动政变，等他飞抵北京，连自己的王位都不知道已经没了。 北京没有犹豫，依然按国家元首的规格迎接，明确表态：只认西哈努克，不认那个政变集团。 接下来五年，西哈努克住在北京，周总理一遍遍往钓鱼台跑，陪他聊天，劝他把眼光放长，说这不只是你一个人的荣辱，是国家的事。 西哈努克后来评价说，这辈子最崇拜的领袖，一个是戴高乐，另一个是周恩来，有了这二十年的底子，周总理才有那个资格，在病床上对波尔布特说真心话，但波尔布特显然没有接住。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进入金边，四天之内，200万人被赶出家园，一无所有，人们把照片、工作证、手表往水塘里扔，因为这些东西随时可能要了命。 随后，私有制取消，货币废除，连物物交换都被叫停，柬埔寨本是鱼米之乡，结果因为这套“革命生产方式”，粮食年年减产，老百姓最后只能靠稀粥吊命。 城里来的医生、教师、商人，统统打成“新人”，在“旧人”的监视下饿着肚子，泡在田里十几个小时，活活累死、饿死、病死的，保守估计超过一百万。 戴眼镜会死，会说外语会死，替旧政府做过事会死，这不是革命，这是用意识形态包裹的屠杀流水线。 1976年，波尔布特正式上台，为了巩固权力，他开始往自己人身上砍刀，红色高棉最初的13个领导人，5个死在自己人手里，1978年一次内部清洗，随手就杀掉了近十万人。 S-21监狱旧址后来挖出将近九千具尸骨，头骨上至今还能看到斧头砸出的裂痕，节省子弹——这是那个政权给出的解释。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出兵十万，两周之后，金边易手，红色高棉逃进丛林，打了十多年游击，内部开始崩塌：英萨利1996年带头倒戈，政府给了赦免，总司令宋成想投降，波尔布特下令杀光他全家。 这一刀捅得太狠，剩下的人第一次把枪口转向了自己的“领袖”，波尔布特在逃亡中被捕，判处终身监禁。 1998年4月，他死于心脏病，临死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屠杀，我是在战斗。”这句话的重量，需要用一百多万具无名骸骨来衡量。 1979年，西哈努克夫妇重返北京，住进东交民巷，莫尼克公主进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周总理立了个小牌位，供花、点香，旁边摆满了关于总理的书。 周总理1976年就走了，他没能看到他那三次劝告最终变成了一张被撕碎的废纸，也没能看到柬埔寨那些年发生的一切。 但他大概早就知道了，一个把“先让老百姓吃饱”挂在嘴边的人，对另一个眼神里只有狂热的人，能有多大期望？ 那个病房里的下午，与其说是外交劝说，不如说是一张最后的保单——写了，递了，对方没接，剩下的，就是历史替我们记着的那些。 信息来源：人民网周恩来纪念网《周恩来临终告诫红色高棉不要排斥西哈努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