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民国时期，据袁世凯贴身侍卫陶树德回忆：袁世凯每天5点起床后，先喝鸡汤、牛肉汤开胃；7点左右吃一大碗小母鸡炖的鸡丝面和两个肉包，有的时候，一顿就吃好多个鸡蛋；之后长年累月地喝人参茶，吃鹿茸。 主要信源：（凤凰网——袁世凯短命之由：二十五岁起一把把嚼人参鹿茸） 袁世凯这人，一辈子都在追求一样东西：控制，他控制北洋新军，控制民国政局。 甚至试图控制自己生命的长度，而这一切控制的执念，最后都戏剧性地走向了反面。 他的人生轨迹，活脱脱是一部“失控的掌控欲”实录。 最能体现他控制癖的，莫过于那套雷打不动的养生军规。 每天清晨五点，当北京城还浸在黑暗里，袁大总统的肠胃已经率先开始“办公”。 一碗滚烫的鸡汤或牛肉汤是开幕曲，只为唤醒沉睡的味蕾。 七点整，鸡丝面配肉包准时登场，面条必须用山东汶上特产的小母鸡慢炖出汤。 包子馅得是当天屠宰的猪前腿肉，至于鸡蛋，一顿十几个是常态。 还得是京郊农场的柴鸡蛋，剥好了码在盘子里，他慢条斯理地享用，仿佛在进行某种庄严的仪式。 这还没完，此后每小时，都有一碗人参茶或几片蒸鹿茸准时送达，其精准程度胜过钟表。 厨房里二十多个厨子围着他这套流程连轴转，这哪是吃饭，分明是在执行一套关乎性命与权威的精密程序。 他深信，通过严格掌控摄入身体的每一滴精华，就能掌控健康，进而掌控时间。 打破家族男性活不过五十六岁的魔咒，迈向长生。 这种对身体的极端掌控，与他治理军队的风格如出一辙。 一切都要规范，一切都要服从，一切都要在计划之中。 他从一个科举落第的文人，转型为朝鲜平乱的干将，再到小站练兵的北洋之父。 登上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一路走来，靠的就是这股子说一不二、将一切变量置于掌中的强悍作风。 他认为秩序源于权力，而权力需要至高的象征来凝聚。 当了大总统的袁世凯，看着派系林立的国会和各自为政的督军，心里那个关于“皇帝”的旧念头又开始蠢蠢欲动。 在他看来，共和制吵吵嚷嚷，效率低下，而君主立宪，有一个众人仰望的皇帝坐在上头。 能镇住场子，才能实现他心目中的高效控制，这种念头，从他早年经历戊戌变法时就曾琢磨。 如今手握权柄，便愈发觉得这才是拯救国家的“良方”一场劝进的大戏紧锣密鼓地上演了。 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摇旗呐喊，从商会、教育会到乞丐，形形色色的“请愿团”如荒诞剧般涌现。 全国似乎一夜之间“民意沸腾”，皆呼万岁，面对这山呼海啸般的“拥戴”。 袁世凯照例要推辞一番，以示谦逊与无奈，真正促使他下定最后决心的。 并非那些公开的喧哗，而是一份每天准时呈递到他案头的《顺天时报》。 这份他极为看重的日本报纸，通篇都在论证帝制的优越性与日本方面的“乐见其成”，这无疑给了他一颗分量十足的国际定心丸。 他哪里知道，这份报纸是他的长子袁克定为他量身定做的特供版。 袁克定怀着对“皇太子”位置的炽热渴望，聘请枪手，日夜赶工，伪造了一份只有袁家人能看到的、充满拥戴之声的“世界”。 这个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让袁世凯确信内外条件均已成熟，大势所趋，天命所归。 当三女儿袁静雪偶然用一张包蚕豆的真报纸戳破这个谎言时，袁世凯的震惊与愤怒可想而知。 他用皮鞭痛笞袁克定，骂出“欺父误国”四字，这不仅仅是父亲对儿子欺骗的怒火。 是一个掌控者发现自己竟被最亲近的人、在最核心的信息上彻底蒙蔽后的暴怒与恐惧。 他一生操控棋局，此刻却发现自己成了棋子眼中可笑的戏偶。 开弓没有回头箭，洪宪年号已颁，皇袍已在赶制，他已被自己和他人的野心架上高台，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这高台是座火山，蔡锷在云南率先发难，护国军起，各省响应。 紧接着，他最信赖的部下陈宦、陈树藩、汤芗铭接连宣布独立，史称“二陈汤”事件。 这剂猛药彻底摧垮了他的精神，他试图掌控的天下，瞬间分崩离析。 段祺瑞、冯国璋等老部下冷眼旁观，他一手打造的北洋体系，在关键时刻也不再听他号令。 八十三天后，皇帝梦碎，他被迫取消帝制。 这场试图用皇权控制国家的豪赌，输掉了他的政治威信，也透支了他的健康本源。 那套坚持了数十年的、用以控制生命的饮食规律，率先崩溃了。 他茶饭不思，失眠惊悸，西医诊断为尿毒症，但乱投的药石反而加速了病情的恶化。 曾经追求长生不老的进补珍馐，此刻都成了催命的负担。 他双腿浮肿，无法穿衣，最终在众叛亲离与病痛折磨中，走向生命的终点。 临死前，他或许才真正领悟到“失控”的滋味：控制不了儿子，控制不了部下，控制不了局势，最终，也控制不了自己的生死。 他留下的“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的遗言，充满复杂的自我辩解，而他紧抓的权力，在他咽气后迅速化为北洋军阀混战的狼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