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1岁的褚时健接任快要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厂长，当时厂里领导层不仅架子大，而且还不把他放在眼里，可褚时健仅用一招，就让他们心服口服。 1980年的云南玉溪，52岁的褚时健站在抵押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要把玉溪卷烟厂的厂房和地皮，全部抵押出去贷款261万，引进国外最先进的卷烟机。 身边的副手吓得脸色发白，反复劝他：“老褚，这可是掉脑袋的事，万一赔了，咱们全完了！”可褚时健只是把烟头按灭，眼神里没有半分犹豫：“厂子烂成这样，不拼一把，才是真的完了。” 很少有人知道，一年前他刚接手这个厂子时，这里简直就是个烂摊子。厂区里杂草长得比人还高，鸡鸭在车间门口乱跑，仓库里堆着7.8万箱卖不出去的“红梅”烟，被本地人调侃成“又红又霉”，工厂负债率高达524%，连工人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更难搞的是厂里的老班子，供销科长当众给他甩脸子，副厂长拿着“会签”的老规矩压他，全厂子的人都等着看这个51岁的老头，怎么灰溜溜地滚蛋。 可褚时健没急着发火，也没急着立威，穿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在车间里泡了整整三个星期。他不看报表，不听汇报，就跟着工人一起上班下班，看机器怎么转，看工人怎么干活，听大家吐槽厂里的规矩有多离谱，日子过得有多难。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厂子烂的不是设备，是人心；要救的不是生产线，是干活的人。 三周之后，他干的第一件事，不是整顿纪律，而是从牙缝里挤钱，给工人们盖新宿舍楼。在那个一家七八口挤20平米土坯房的年代，他定下死规矩：分房不看资历、不看关系，只看干活的产量和质量。 厂里的搬运工王长富，干活比别人拼三倍，成了第一批拿到新房钥匙的人。这个七尺汉子，拧开新房水龙头的那一刻，当场哭了——他这辈子，第一次住上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的房子。 也就是从那天起，玉溪卷烟厂彻底变了。以前工人上班混日子，现在谁要是敢偷懒，工友们先不答应；以前机器坏了没人管，现在大家抢着检修设备。 褚时健顺势立了规矩：干得好奖金翻倍，出了问题直接撤职，地委也给他撑腰，不服气的老班子成员，该调岗的调岗，该停职的停职，短短几天，厂里的风气焕然一新。 人心齐了，他就开始啃硬骨头。老旧设备生产的烟支松松垮垮，口感极差，他力排众议贷款引进了最先进的MK9-5卷烟机；本地烟叶品质上不去，他就把烟田变成了工厂的“第一车间”，天天蹲在地里，捏着土块手把手教烟农种烟叶，硬是把云南烟叶种出了国际顶级水准。 仅仅三年，这个濒临倒闭的烂厂子，利税从负数飙升到2.18亿，后来更是成长为亚洲第一的烟草巨头，褚时健也成了家喻户晓的“烟草大王”。 可人生的起落，从来都比剧本更跌宕，后来他因经济问题被判无期徒刑，保释出狱时，已经是74岁的老人。所有人都以为他的人生就此落幕，可他又一头扎进哀牢山，承包了2400亩荒山种橙子，74岁再次创业，硬是种出了火遍全国的“褚橙”。 有人说，褚时健的一生，是中国企业家最极致的缩影。他能把濒临破产的烟厂盘活，能在古稀之年二次创业成功，靠的从来都不是什么运气，而是刻在骨子里的韧劲和实在。他懂管理，更懂人心，知道想要工人好好干活，就得先让他们有奔头；想要产品卖得好，就得先把品质做到极致。 人生从没有真正的绝境，只有不肯往前走的人。就像褚时健说的，入一行，先别惦记着赚钱，先学着让自己值钱。认真做事的人，无论跌到什么样的谷底，都能凭着一股子韧劲，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