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当年很多人不服毛主席？甚至连开国元帅刘伯承，长征前都曾投票撤掉他的指挥权？真相往往扎心：不是毛主席不行，是早期的他，太“不合群”了。在那个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混乱年代，毛主席坚持的“游击战”、“不硬碰硬”，在很多人看来，就是“软弱”、“右倾”。连朱德元帅晚年都含泪承认：那时候我也瞎了眼，没看懂这位来自湖南的汉子。但历史最终用一场绝境，狠狠打醒了所有人！ 主要信源：（央视网——专家：遵义会议前毛泽东被剥夺红军指挥权两年多 ） 1932年十月，江西宁都一座老祠堂内，油灯火苗在凝重的空气中不安地跳动。 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表决正在进行：是否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当票数僵持不下时，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归来的刘伯承，在众人的注视中举起了右手。 这一票，使毛泽东失去了对红军的直接指挥权。 今天看来或许令人诧异，这背后绝非个人恩怨，而是那个探索年代关乎中国革命道路的深刻分歧。 以王明、博古及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为代表的一方，信奉苏式正规战和阵地战。 力主“御敌于国门之外”，而毛泽东从井冈山艰苦转战中总结出的。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法。 在熟读苏俄条令的同志眼中，这套本土战术被打上了“保守右倾”甚至“游击主义”的标签。 历史很快以最直接的方式检验对错，就在宁都会议召开前数月。 1932年二月，红军奉命强攻赣州，毛泽东曾坚决反对。 认为城墙坚固、三面环水的赣州易守难攻，缺乏重武器的红军是在以卵击石。 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红军浴血奋战三十三天伤亡三千余人却寸土未得，部队士气遭受重挫。 危急关头，周恩来请回已被边缘化的毛泽东商议。 他果断建议立即撤围，并大胆启用由宁都起义部队新改编、忠诚度尚未经考验的红五军团掩护主力撤退。 他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方案：向东进军，奇袭福建漳州。 许多指战员不解：新败之余，不正该休整吗？毛泽东分析道。 漳州守敌虽号称“闽南王”，但战力薄弱，且闽南地区物产丰饶，攻克后可解决苏区经费和物资的燃眉之急。 1932年四月，毛泽东指挥东路军连克龙岩、漳州。 不仅歼敌四个团，缴获大批枪支弹药，更筹集了超过一百万银元的巨款和大量紧缺物资。 极大地缓解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困难，赣州之败与漳州之胜，对比如此鲜明而深刻。 正确的军事路线并未因一次胜利而立即主导全局，“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依然掌握着指挥权。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达苏区后，与博古等人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推向极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惨痛失利。 曾受正规战思想影响的刘伯承，因多次在前线反对李德不切实际的瞎指挥，被撤去红军总参谋长职务，调任红五军团参谋长。 这次“贬谪”，反而成为他彻底看清错误路线本质、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的契机。 长征开始后，湘江一战，红军从八万六千人锐减至三万余人，鲜血染红了江面。 博古、李德仍坚持按原计划，前往敌人早已重兵设伏的湘西。 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力主放弃原计划，转兵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他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 1935年一月，红军占领遵义，在这里召开了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 周恩来在会上主动承担了军事失利的责任，张闻天系统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 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深刻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刘伯承出席了会议，此时的他已彻底转变，坚决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 重掌指挥权后，毛泽东面对的是三万疲惫之师被四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于黔北山地的绝境。 他指挥红军上演了军事史上的奇迹，四渡赤水，先是一渡赤水进入川南，诱敌西调。 旋即出其不意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再占遵义，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最大胜利。 接着三渡赤水伴动，将敌军主力牵制至川南，最后四渡赤水南下，直逼贵阳。 正在贵阳坐镇的蒋介石惊慌失措，急调滇军前来“救驾”。 毛泽东虚晃一枪的真正战略意图正在于此，调出滇军。 为红军西进云南、北渡金沙江打开生命通道，红军趁机甩开追兵，跳出了数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 这场机动灵活的战役，将国民党军拖得晕头转向，而红军则夺回了战略主动。 亲历此役的刘伯承后来回忆，在艰苦的行军途中，他曾问毛泽东。 “我们最终要走向何处？”毛泽东只回答了两个字：“向北。” 这简短的回答，让他深刻体会到这位领袖眼中所望，是漫长革命后的未来中国。 那些曾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其思想的转变，从来不是依靠简单的说服，而是被铁一般残酷而辉煌的事实所“征服”。 从赣州到漳州，从湘江到遵义，再到赤水河畔的神来之笔。 一次次生死关头的鲜明对比，胜败之间的深刻教训，比任何理论争论都更具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