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方志敏被俘，在狱中，他用米汤给鲁迅写信，想让鲁迅救他，鲁迅却说：“救不了，若公开营救，你会死得更快！” 1935年初，江西一带气候湿冷，方志敏的名字也在当时的整个红军体系里显得格外引人关注。这个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中多次担任重要职务。 早年间，他家里穷得只能靠勤工俭学度日，因此在年幼时断断续续才读了几年私塾，直到十七岁那一年才真正有机会系统学习。那一阶段，他珍惜难得的条件，几乎是拼尽全力读书。 身边同龄人都这样形容他：不是在读书，就是在奔波做事，很少见他松懈下来。最初是靠着一点点文字基础，他加入了地方的一些进步团体。 随着接触革命刊物，他思想逐步转变。成为《新江西》的撰稿人之后，有了发表文章的平台，还结识了不少先进分子。 与许多同龄青年不同，方志敏不仅文章写得好，更愿意深入农村，主动调查农民的生活状况。有一年冬天，他曾带队走访赣东北山区，看着贫苦农民为生活而挣扎，内心触动很大。 回到县里，他把这些见闻写进报纸，逐渐坚定了投身革命的想法。在南昌起义影响下，他也成为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 后来红十军团成立，方志敏负责军政工作，主要活动在赣东北、皖南一带。带兵打仗时，他既要指挥战斗，还要照顾战士生活，经常深入前线。 有时甚至亲自端枪参战，很多老兵都在回忆中说，方志敏最大的本事，就是始终冲在最前面，大家从心理上都愿意跟着他干。 时间进入1935年春节前后，队伍在皖南山区突围时遇上敌军重兵围堵。出发前已经有情报显示，皖南敌情严重。方志敏带着参谋们研究路线，大家都明白风险极大。 实际行动中，最初小部队曾悄然转移，避开了几次搜捕。可是在安徽休宁附近，有兄弟部队遭伏击，方志敏接到消息以后，放弃了继续突围的机会，带队想要反过去营救同伴。 路途崎岖，带的粮食也有限，许多干部主动让难民和伤员先用，自己节衣缩食。敌人的追兵逐渐逼近。最终由于地形和兵力劣势，加上特务内应的告密。 方志敏和部分干部被敌军团团包围，一场激烈的枪战过后，他不幸被捕。被俘以后，敌人没有立即处决他，而是将他关押于南昌，单独设立看守。 真实的历史资料显示，国民党方面非常重视方志敏，先是软化、后又施加高压。日常生活中，方志敏只能喝些带着米糠味的稀粥，没有书纸，甚至连灯光也照得很暗。 起初，敌人找来许多有名望的“劝降团”轮番劝说，条件包括许以高官厚禄，提出如果愿意归顺，会给以优待。但对这些承诺，方志敏没有动摇。 每次看到卫兵进来，他都表现得很淡然，有守卫甚至悄悄对同伴说，很难看出这个人居然是有名的首犯。后来，审讯也变得更加凶狠，每隔几天便有刑讯逼供。 不少史料记载，他多次被鞭打至皮开肉绽，有时深夜都能听到他被拖拽、疼痛的呻吟声。尽管如此，他始终没有吐露组织机密。 方志敏非常清楚自己的结局会是怎样，但他更觉得还有些事应该再尽力一试。当时的社会上，鲁迅作为著名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广泛。清楚外部援助和营救已无望。 他考虑通过信件，请鲁迅设法联系有身份的朋友，比如宋庆龄，再借助各地进步力量声援，或许能用社会舆论让自己多争取一些时间。他在没有纸笔的情况下，用一点米汤蘸着。 写下信件托人秘密送出。信件送达后，鲁迅得知消息，但清楚事态的危险程度。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公开声援很难奏效，反而可能促使敌人加速下杀手，对在押的革命者非常不利。 最终，鲁迅并未采取任何公开营救行动。转而通过别的渠道建议，方志敏应尽可能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用文字记录下来，只要能留下，就有机会被外界知晓。 此时的方志敏，在狱中条件极端困难，但仍每日坚持书写。没有纸笔，他用日常生活能找到的材料，用极为细小的字体，把心中想说的话一笔一划工整记下。 每当夜深人静时，他借着微弱的灯光，把对中国未来的希望、对身边同志的思念，对亲人的牵挂逐一写入字行之间。很多稿件是在牢房里偷偷塞给狱卒或同情他的人员。 然后一步步传递出监狱。这批文稿后来成为后来研究工农革命史的重要材料。他的《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全部是在这个阶段逐渐成型。 随后，方志敏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经历长时间饥饿和酷刑，他逐渐消瘦。同行革命者回忆说，即便是最后几天，方志敏仍保持镇静，每日梳理自己的衣物和手稿。 他被允许短暂见到部分亲友，整个精神状态仍很坚强。在那样的条件下，他用身体力行，把牢房当成了书房，把困苦的现实转化成文字。 这些稿子最后被安全传出，经由党组织保存下来，并于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发表。随着时间推移，国民党当局失去耐心，最终决定“严惩”。 经过秘密审讯后，方志敏被秘密执行死刑，年仅三十六岁。逝世前，狱中残留的稿件已经被各方努力悄悄转移，成为后来许多革命志士心灵的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