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张学良与蒋士云在美国难得同框，三个月后赵一荻亲自将张学良接回家！ 1990年10月的一天，夏威夷的阳光洒在檀香山一处安静的寓所里，94岁的张学良坐在藤椅上，望着窗外翻涌的海浪，忽然对来访的祖炳民博士开口：“祖先生，我有个老朋友在纽约，你说我该不该去见她？” 祖炳民略一沉吟，答道：“该见。你们都这把年纪了，见一面，了却一段心事，也算给人生画个句号。” 这位“老朋友”，就是蒋士云。 蒋士云比张学良小整整十岁，1912年出生在苏州一个外交官家庭，从小跟着父亲游历欧洲，法语流利，见识广博。1927年她第一次见到张学良，那时她刚满15岁，张学良已是手握重兵的东北少帅。宴会上匆匆一面，张学良根本没把这个小姑娘放在眼里。谁也没想到，一年后上海街头再度相逢，命运却悄悄拧紧了线。 那时的张学良正值意气风发，蒋士云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家闺秀。两人很快熟络起来，书信往来频繁。蒋士云在巴黎求学期间，几乎每隔几天就给张学良寄去明信片，谈天气、谈画展、谈塞纳河边的咖啡香。张学良回信也极快，有时甚至一天两封。距离把思念拉得很长，却也让感情显得格外纯粹。 张学良曾认真提议，让她转到东北大学读书，留在身边。蒋士云犹豫再三，还是谢绝了。她觉得自己学业未完，不能半途而废。可她哪里知道，这一推辞，竟成了两人人生岔路口最关键的一步。 1930年秋，蒋士云学成归国，满心以为能和张学良有个结果。没想到刚到北京，就听说赵一荻带着孩子住进了张学良的宅邸。现实像一盆冷水，兜头浇下。蒋士云没有大吵大闹，只是默默收拾行李，登上了开往欧洲的轮船。她后来对亲近的人说：“那时候我才明白，有些缘分是注定要错过的。” 几年后，她在罗马遇见贝祖贻。贝祖贻比她大十七岁，做过中央银行要员，为人沉稳持重，对她关怀备至。1940年代初，两人结为夫妻，生活渐趋平静。张学良的名字被她小心藏在心底最深处，像一本不愿翻开的旧书。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长期软禁。消息传到海外，蒋士云心急如焚。她动用旧日人脉，通过戴笠的关系，在1938年夏天只身赶到奉化雪窦山。那是她与张学良在大陆的最后一次见面。张学良瘦了很多，眼神却依旧清亮。他笑着说自己“挺好”，每天看书、散步、数数步子。蒋士云没敢多留，当天就返回上海。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贝祖贻也陪同前往。两人并肩站在张学良面前，场面安静得近乎肃穆。 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再无音讯。直到1988年蒋经国去世前特许，张学良在台北短暂见到蒋士云一面。那次见面时间极短，不过寒暄几句，彼此却都红了眼眶。 真正让两人重逢的，是1991年的纽约。 那年5月，张学良先到夏威夷探望子女，随后转赴旧金山，再飞纽约。蒋士云早已在曼哈顿的公寓里等候多时。两人见面那一刻，都愣住了。张学良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蒋士云虽也近八旬，气质依然温婉如旧。他们没有太多煽情的对白，只是相视一笑，然后开始像老友那样聊天。 接下来的三个月，张学良几乎把蒋士云的家当成了临时住所。蒋士云给他安排了各种活动：去布鲁克林植物园看花，到哈德逊河边散步，甚至还陪他去唐人街吃了一次正宗的苏州面。熟人来访，张学良一律笑着说：“贝太太是我的秘书，一切都听她的。”语气轻松，带着显而易见的信任和愉悦。 不得不说，那段时间的张学良状态极好。每天早晨起来，他会主动帮蒋士云浇花，偶尔还哼两句年轻时爱听的京剧。蒋士云后来回忆：“他笑得比在台湾时多很多，声音也洪亮，整个人像年轻了十岁。” 可三个月毕竟短暂。1991年8月，赵一荻从夏威夷赶到纽约。她没有直接上门，而是先给蒋士云打了电话。第二天，张学良便收拾行李，随赵一荻一起离开。临走前，他站在门口回头看了蒋士云一眼，轻轻说了句：“四小姐，保重。” 蒋士云站在玄关，目送车子远去，手里还握着张学良前一天留下的那把小折扇。扇面上是他亲手写的四个字：天长地久。 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1993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夏威夷病逝，享年103岁。蒋士云得到消息后，只在家中点了一支香，静静坐了很久。 那张1991年夏天的合影，成为他们一生中最后也是最清晰的影像。张学良侧身微笑，蒋士云微微低头，背景是纽约午后的阳光。照片定格的瞬间，仿佛把半个世纪的曲折都轻轻压在了一页泛黄的相纸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