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作为副总参谋长的杨勇出访南斯拉夫，却遇到一个极其尴尬的事。铁托认为他级别低，竟拒绝接见他。 杨勇1913年出生于湖南浏阳一个商人家庭。幼年家境普通，他逐步接触当地事务并参与集体活动。1926年加入儿童团，经常参与基础组织工作。1927年进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负责记录团内活动。1928年担任浏阳团县委儿童团团长，组织儿童开展宣传任务。这些早期经历让他逐步走上革命道路。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从基层岗位开始，在部队中处理日常管理和教育事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红3军团第1师3团连政治指导员、团俱乐部主任、第8团政治委员、第7团政治委员、第1师代理政治部主任和政治部主任、第5团政治委员、第4团团长、第1师师长。这些任职让他积累了部队指挥和政治工作经验。他参加长征，全程跟随队伍完成转移任务。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勇转入教育领域，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第1大队支队政治委员、第1队队长、训练部部长、第1分校副校长、太岳分校校长、延安炮兵学校校长。他负责干部培训和教学安排，提升部队整体素质。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华北军区第1兵团第68军军长、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与多项战役的组织协调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第20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7年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在中央军委列席常委，负责大量实际事务，尤其在外事领域承担主要协调职责。 1975年邓小平复出担任总参谋长，因兼职较多，日常工作实际由杨勇主持。1977年杨勇正式出任副总参谋长后，继续承担总参谋部具体事务，外事活动也主要由他代表处理。1978年6月，杨勇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代表团抵达贝尔格莱德后，南斯拉夫方面安排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长斯塔查·波托查尔上将接待。铁托总统认为杨勇仅为副总参谋长，级别不足以由总统亲自会见，这一决定让访问行程按照对等规格推进。 访问期间，代表团完成军事交流议程，杨勇与波托查尔上将进行多次会谈，讨论两国军队相关事务。双方签署文件并交换意见，整个过程按计划进行。代表团成员参与各项活动，没有额外调整行程。同年9月，斯塔查·波托查尔上将率团回访中国。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代表团，杨勇参与陪同。会谈中，波托查尔上将提到铁托总统因杨勇副职身份安排对等接待。邓小平指出杨勇虽然名义上是副职，但实际主持总参谋长工作。波托查尔上将承认当时判断有误，接待规格未能匹配实际职责。 邓小平了解情况后，认为总参谋长人选需尽快确定，杨勇适合转任正职。1979年11月，军委领导与张震谈话，提到邓小平征求老同志意见，杨勇作战经验丰富，工作认真，准备让他接任总长，张震调任第一副总参谋长协助相关工作。1980年总参开展“三查三整”运动。1月，杨勇主持工作期间，为欢送调离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入的张震，在京西宾馆安排聚餐，共花费400元。事后有人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反映此事。 黄克诚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后，指示查清责任，谁提议谁承担费用。杨勇说明情况后，黄克诚要求无论涉及谁都要处理。杨勇承认是自己安排，从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交，并提交检讨材料。有人提出共同分担费用，黄克诚坚持对老部下也要严格要求。此事影响了杨勇接任总参谋长的呼声。军委重新研究人选，与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商议后，决定由杨得志担任总参谋长。 杨得志是杨勇的老上级和老战友。杨得志上任后，杨勇继续担任副总参谋长，协助抓全面工作，与王尚荣、伍修权主管作战事务。军内“三杨”即杨得志、杨勇、杨成武都在总参有过任职，杨得志后来居上。杨勇在副总参谋长岗位上继续处理协调任务，直至1983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