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看到令人震惊的视频。我去年也曾两次去那里旅行，非常了解一些情况，作为华夏儿女有一些需要说的话，我不得不说。
所谓「既入华夏，必奉国礼」，国礼绝对高于乡俗。
自秦汉确立大一统郡县制以来，华夏历代王朝的核心铁则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旦纳入版图、成为华夏的一部分，就必须「同奉正朔、同遵王制、同守国礼」，这不是可选项，是不可逾越的义务，没有任何「乡俗质朴」的豁免空间。
应该以守华夏国礼为第一位，任何与华夏有冲突的礼仪应该取消，是历代王朝治理内附边地的根本准则：
秦汉对内附的匈奴、南越，一旦设郡置县，立刻废除其原有的部落私制，推行汉家法度与礼仪，明确「吉凶之制、君臣之礼，一依汉法」；
唐代对内附的突厥、吐蕃部落，哪怕设羁縻州，也必须明确「尊天子正朔，守朝廷礼制」，供奉天子、接待朝廷使臣的仪轨，绝不容许用部落私礼淆乱国礼；
清代改土归流的核心，就是「废土俗，遵王制」，哪怕是最偏远的藏区、苗疆，也必须明确朝廷的吉凶礼制、君臣名分，绝对禁止用地方私礼挑战国本。
而华夏国礼最核心、最不可动摇的底线，就是「吉凶殊途，阴阳不混」：红事吉礼敬生者、白事凶礼奠逝者，这不是庙堂的繁文缛节，是深入华夏民间每一个村落、每一户人家的基本常识——哪怕是目不识丁的山野百姓，都知道给活着的长辈、官长、君王，绝不能用办白事的花圈、丧仪，这是刻在华夏文化骨血里的禁忌，没有任何「不懂」的借口。
既入华夏，朝廷必然会派驻流官、使臣，必然会传播朝廷礼制、法度，必然会有频繁的民间往来，红白事的分野是最基础的常识，所谓「质朴的农村人的表达」，从始至终都是一个用来掩盖故意为之的借口——他们不是不懂，是明知故犯；不是无心之失，是刻意为之。
《春秋》大义的核心，是「诛心」——哪怕你表面上做的是「表忠心、尊君王」的事，只要你的本心是悖逆、是戏弄、是挑战纲纪，就一定会被钉在「不臣」的耻辱柱上。
我观察到的这个场景，恰恰是《春秋》最警惕的「阳顺阴逆」：表面上是对君王的无限尊崇，实际上是用华夏最忌讳的丧礼，完成对华夏公开戏弄，本质上是一种「软悖逆」。
这种软悖逆的危害，比直接犯上作乱更隐蔽、更致命：
1. 它在消解朝廷的权威，试探朝廷的底线
2. 它在以「表忠心」为幌子，凝聚排他性的当地人的情绪
对外，他们说这是「对君王最高的尊崇」，骗得过朝廷的昏庸之臣；对内，所有当地人都心知肚明，这是我们办白事的礼仪——他们用这种方式，在内部形成了一种「我们把朝廷和君王耍了」的集体默契，用这种隐匿的对抗，凝聚起「非我族类」的排他性情绪，本质上是在大一统的框架内，悄悄构建起一道与华夏离心的壁垒。
这就是《左传》里说的「以礼为衅，以顺为逆」，比公开的谋反，危害也更大。
3. 当地华夏代表的无动于衷，就是「欺上罔上」的同谋
大一统王朝对派驻边地的官员，最核心的职责就是「宣明国礼、整肃秩序、察举奸邪、上报朝廷」！
要么是尸位素餐、昏聩无能
要么是与地方同流合污，甚至是主动迎合，用这种「四夷宾服」的假象欺瞒
「欺上」，是《春秋》里最不齿的「谗慝之臣」。《左传》明确说「君有过而臣不谏，是为尸位；臣以奸惑君，是为奸佞」，这些守土之臣，本该是朝廷的耳目、纲纪的屏障，现在却成了遮蔽奸邪、欺瞒朝廷的屏障，这就是「朝中有奸佞、集体降智」！
合于大一统正统法理的唯一应对：绝无和稀泥的余地，必须「正礼、肃纪、明分、惩奸」！！！
最后，对内整肃奸佞，杜绝欺压百姓的失德之举，安抚边地民心；对外应严明纲纪底线，绝不容忍任何羞辱华夏、构建离心壁垒的行为，掐灭祸乱的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