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笔下，国民之魂，旧病未除——鲁迅所言疮疤，在今日之社会任然在溃烂。“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麻木凉薄到这地步”。重温《纪念刘和珍君》，深感先生离世于百年，山河易貌，世事更迭，可先生言之国民性病症，非但未随尘烟消散，反倒在霓虹闪烁、讯息飞驰的今日，换了皮囊，愈发猖獗。 看客之病，从未痊愈，只是换了戏台。昔日刑场边，各路看客，脖颈伸长，如被无形之手提起的鸭，凝视同胞赴死，眼中无悲，只余猎奇的餍足；华老栓们揣着血汗钱，去买人血馒头，将他人的性命，当作疗救自己的痴妄；祥林嫂吞尽世间苦楚，四周之人围拢，将她的悲苦嚼碎了作茶余谈资，腻了便漠然散去，不留半分温度。而今，这看客从街头巷尾，钻进了方寸屏幕，成了匿名的群氓。热点一出，便蜂拥而上，不辨真伪，不问缘由，只凭只言片语、半截截图，便举起道德的大棒，对他人围追堵截，棒弑之众，何患之多？将他人的苦难、窘迫、伤痕，当作一场免费的盛宴，在屏幕后敲下刻薄的字句，以正义之名，行屠戮之实，颈项依旧伸得老长，只是不再看鲜血淋漓的刑场，而是围观一个个被网暴撕碎的灵魂，冷漠依旧，麻木更甚，连一丝恻隐，都吝于施舍。 瞒隐与欺骗的劣根，依旧深植骨髓。先生在《论睁了眼看》中痛斥的怯弱巧滑，至今仍是国人的护身铠甲。不敢直面真相，不肯正视病灶，遇着困境便掩耳盗铃，遇着弊病便粉饰太平。明明沉疴在身，偏要自欺欺人，装作身强体健；明明世道有瑕，偏要闭眼塞听，编造一片盛世虚妄。不肯承认自己的狭隘，不肯直面自己的卑劣，用层层谎言织就逃路，躲在自欺的幻境里，苟且偷安，自鸣得意，将怯懦当作圆滑，将愚昧当作聪慧，终究是自误误人，在瞒隐和欺骗里，耗空了精神，磨钝了筋骨。 奴性与欺软怕硬，更是刻入骨髓的顽疾。先生言：“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此语如利刃，剖开今人的灵魂。阿Q式的卑劣，从未绝迹。强者面前，俯首帖耳，卑躬屈膝，极尽谄媚之态；弱者面前，便张牙舞爪，肆意欺凌，将自己受的委屈、遭的屈辱，尽数倾泻于更无助、更弱小之人身上。欺善怕恶，媚强凌弱，在强权前做顺奴，在羸弱者前做暴徒，将奴性演绎得淋漓尽致，失了脊梁，丢了风骨，只剩一副趋炎附势、欺软怕硬躯壳。 至于面子与幸灾乐祸的丑态，更是日光下无新事。国人爱面子，爱到虚伪，爱到癫狂。为了那虚无的体面，硬装光鲜，强撑排场，内里早已腐朽不堪，表面仍要维持虚假的荣光。见不得旁人好，见着他人落难，非但不伸手相援，反倒冷眼旁观，指手画脚，在他人的灾祸里寻得自己的优越感，在旁人的苦痛中满足自己的恶趣味。落井下石易，雪中送炭难，面子压过良知，幸灾乐祸盖过悲悯，这般丑态，百年未改，令人齿冷。 更有那扶不扶的困局，戳破了世道最冰冷的疮疤。先生早在百年前，便写过《一件小事》中装腔作势的老妇，便直言救急扶伤，易遭诬陷。而今，彭宇案之流，将这古老的恶疾彻底摊开在日光下。好人行善，反遭反噬；施以援手，反被讹诈。于是人心渐冷，善意退缩，人人明哲保身，见危不救，见难不扶，将“各人自扫门前雪”当作处世箴言，让互助的温度彻底冰封。这不是人心变坏，是先生笔下的劣根性，在当代开出了最丑恶的花。 我并非要一味贬斥，更非要割裂同胞，只是先生的文字如照妖镜，照出了我们至今未脱的旧我——麻木的看客，自欺的懦夫，欺软的奴才，虚伪的面子人。 先生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又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脊梁。批判国民性，从来不是为了唾弃，而是为了疗救；不是为了沉沦，而是为了觉醒。 愿众生能睁了眼看，不再做伸长脖颈的鸭，不再做欺软怕硬的奴，不再做瞒骗自欺的鬼。认清了自身的病灶，不回避，不麻木，不沉沦，在冷漠中守一份温热，在怯懦中养一份勇气，在旧我里，长出新的脊梁。 真正的觉醒，从不是咒骂黑暗，而是敢于直面自身的疮疤，而后亲手点亮一盏灯，照破愚昧，驱散麻木，让民魂觉醒，让国民性，终得新生，中华之脊梁，方可真正挺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