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6位恩师。 一个人后来能走多远，真不只看天分。 有些时候，命运拐弯，就卡在一位老师的一句话里。少年毛主席差一点被父亲送去米店当学徒，差一点就没法继续往外走。可偏偏在那个当口，几位老师一起站了出来。 更早些时候，有人教他认字，有人逼他守规矩，有人借书给他看，有人把“国家”两个字塞进他心里。 毛主席最早的启蒙，落在文正莹身上。 文正莹是他的亲二舅，性情温和，在家办私塾。毛主席两岁多到八岁，多在外婆家生活，常被带到舅父的私塾里玩。小小年纪，竟能安静坐着听课，跟着背书。 文正莹见他聪慧，不只教《三字经》《百家姓》，还往上带《千字文》《六言杂字》。这层底子，看着不起眼，其实很要紧。字认得早，诗句背得熟，往后读书就顺。 一九零二年春，毛主席正式回韶山入私塾，邹春培成了他第一位正经塾师。 邹春培话不多，教书认真，管学生很严。 毛主席脑子快，学得也快，同学给他起了个“省先生”的绰号。这个外号带着玩笑，也带着服气。两年多下来，邹春培竟对毛顺生说，润之的才学已经超过自己，再教也难了。 多年后，毛主席回想这位老师，还说邹先生是好人，是严师。 少年不懂事，觉得管得太紧，还“造过反”。长大后回头看，倒看出了分量。严，不一定讨喜，常常真能把骨头立住。 会教书的人，懂得看学生的性子 毛宇居这位老师，教法很活。他是毛主席的堂兄，比毛主席大十二岁，诗文书法都好，在韶山一带很有名气。 一九零六年秋，毛主席到井湾里私塾读书。聪明还是聪明，淘气也没少半分。一次毛宇居出门前，让学生在屋里背书。先生前脚走，毛主席后脚就背着书包上山，一边背书，一边摘毛栗子。等回到私塾，书背熟了，毛栗子也装满了一书包，还给同学和先生都分了一份。毛宇居气归气，还是让他当场作诗。毛主席绕井两圈，张口便来：“天井四方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这几句一出口，味道就不一样了。一个孩子，不只会背书，心里还在想更远的地方。毛宇居很快改了教法，不再只拿规矩压他，而是因材施教。教材给得更深，藏书也借给他看。 这层影响拖得很长。一九一九年十月，毛主席母亲病逝，毛宇居帮着料理后事。 毛主席写下《祭母文》长诗和两副灵联，情真意切。毛宇居把祭文保存了三十年，新中国成立后交给政府，后来刻在毛主席父母合葬墓右侧的汉白玉上。一个老师，把学生的文字藏了三十年，这不是寻常情分。 比教知识更难的，是把眼界打开 李漱清就做了这件事。 严格说，毛主席并没在他的学校正式读过书。 一九零七年至一九零八年，毛主席辍学在家，一边务农，一边自学。李漱清那时学成回乡，住得不远。毛主席常在劳作后跑去找他，聊读书，聊时局，聊心里的疑问。 李漱清思想开明，常给他推荐新书，帮他改作文，还向他讲维新救国的道理。最要紧的一本书，是《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毛主席读后震动极大。 到了毛麓钟这里，这份眼界又接上了更厚的文化根基。毛麓钟是毛主席的堂伯父，也是最后一位塾师，在韶山很有学问，还是毛氏家族中唯一的长沙府学秀才。 更难得的是，他脑子不旧，主张办新学，学西方技术。 一九一零年，十六岁的毛主席到东茅塘私塾读书。毛麓钟不只教他文章，还点读《史记》《汉书》《纲鉴类纂》，又辅导他看《资治通鉴》《孙子兵法》《贞观政要》。这些书，不光教文句，也教治乱兴衰。毛主席后来的文史底子、古典诗词功夫，都和这段积累连着。 更要紧的一步，也发生在这一年。毛主席想去湘乡的新式学堂继续读书，毛顺生却打算送他去米店当学徒。毛麓钟联同文正莹、毛宇居、李漱清一起劝说，才让毛主席走出韶山冲，去了湘乡高等小学堂。一个少年的人生方向，就在这里拐了弯。 好老师，不只识才，也护才 符定一便是这样的人。 一九一二年，符定一任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毛主席报考时，国文考试名列第一，校内不少人不信，一个只读过半年小学堂的乡村青年，怎么会写得这样好。符定一没有随大流起疑，反倒亲自加试。单独命题，单独监考，单独批阅。 结果，毛主席第二篇文章写得更出色。符定一看完，拍案叫绝，批下“伟人之器”这样极重的话。 毛主席入学后，符定一在语言文字和古典文学上都给过指点。 毛主席在省立一中只读了半年，便决定去图书馆自修。符定一舍不得，还是尊重了他的选择。 回头看这六位老师，分工并不一样。 有人教他识字，有人逼他守规矩，有人看出他不能死读书，有人让他第一次为国家揪心，有人替他把学问的地基垒厚，有人在险处伸手护他。 毛主席少年时代的成长，不是单靠天分闯出来的，是一路有人扶，有人压，有人点，有人信。 韶山那些私塾、屋场、旧书、方井，看上去都不大。一个少年的路，就是从这些不大的地方，一寸一寸走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