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记者孔琳琳发文引发热议，起因是她在工作中发现，大量驻华的外国记者不会说中文，会说的工作场合也坚持不说，为了配合他们，召开会议时还要专门花钱请翻译。 孔琳琳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早年在北京接受教育，专注于新闻和语言领域。她大学毕业后进入媒体系统，先在地方媒体积累经验，处理日常报道任务。2000年代初，她加入中央电视台新闻部门，从事国内新闻采集，参与多项重大事件跟进。那时候，她主要负责采访和稿件编辑，逐步适应高压工作节奏。 2008年左右，她被派往印度分社担任驻外工作人员。在新德里，她每天查看当地媒体动态，记录政治事件，然后外出采集信息。工作期间，她适应了当地环境，经常处理跨文化沟通问题，完成专题内容输出。几年下来，她积累了国际报道经验，为后续调动打下基础。 2011年，她调任欧洲中心站，驻扎伦敦，负责英国及周边新闻采集。她在当地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出席议会活动，笔记议员发言。2018年9月30日，她参加伯明翰保守党年会边会，主题涉及香港事务。她在会场后排聆听，会议尾声站起喊叫“反华”和“汉奸”，指向台上人员。义工走近劝阻，她挥手扇了义工耳光，导致现场混乱。保安介入，将她带离，警方随后拘留她。 事件后，她返回伦敦，继续驻外任务，但面临英国警方调查。2019年，她缺席伯明翰法院部分审理，法官判定她袭击罪成立，给予有条件释放。她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坚持行为属于表达观点。判决后，她处理相关事宜，继续工作。 2020年后，她结束驻外生涯，返回北京央视总部，从事国内新闻编辑。她参与发布会协调，审阅稿件，偶尔外出跟进政府动态。目前，她在北京岗位上处理国际热点，保持职业活跃。 孔琳琳在北京某部委参加中外媒体联合会议时，发现主办方全程用英语主持，尽管她要求切换到中文，主持人拒绝继续推进。她看到外国记者用英语提问，翻译员转述问题，中方官员回答后又复述回英语，整个过程延长了时间。她注意到，一位驻华多年的记者会后用生疏中文闲聊，却在会上坚持外语。 另一场合，她出席新疆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一位荷兰籍记者用英语抛出问题。主办方告知，这位记者中文熟练，曾在中国生活多年，但选择外语提问。主办方为他配备翻译，支出达上万元。这次发布会因翻译环节延长，本该简短的互动多用了半小时。 她在日常工作中多次遇到类似情况。一位美国记者在发布会坚持用母语发问，翻译员逐句传达。她观察到，这位记者能阅读中文文件，却要求助手解释街头标语，导致采访延误。另一位驻华超过十年的记者，在正式场合不用中文，他们依赖二手资料，报道缺少当地细节。 她比较中国驻外记者，中国派往美国的记者用流利英语采访；去法国的掌握法语，从不要求中文服务。这形成对比，她觉得长期驻华者享受的特权不合理。公共资金用于翻译，本应用在民生领域，却反复消耗在沟通上。 她提出，对计划常驻中国的外国记者，应审核中文水平，作为工作签证条件。短期访客可获翻译，但长期者需学习中文。这能节省开支，提高效率，帮助记者独立获取信息，避免报道偏差。对于已驻华者，可设过渡期，提供语言资源。 她的建议指向长期驻华群体，不是所有外国记者。中国对外国媒体开放，没硬性要求中文，但这份开放被部分人视为理所当然。国际上，其他国家对驻外记者有语言要求，比如美国审核英语能力。中国记者驻外必须掌握当地语言，这是职业底线。 部分外国记者在中国多年，却不愿学中文，影响报道深度。语言不止单词，还包含文化和思维方式。不懂中文，他们依赖翻译材料，信息容易失真。过去优秀外国记者都学中文，直接接触民众，写出真实内容。 她的观点强调公平。将心比心，中国记者不会要求国外提供中文翻译。长期驻华者把中文学好，是对职业负责，也尊重驻在国。这不是排外，而是推动专业化，让报道更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