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有个督军叫王占元，极其抠门。别人请客，他次次都到，吃得最香。轮到他请客，永远一句话："到家里吃，家常便饭。"结果上桌就是：咸菜、窝头、小米粥。连个鸡蛋都舍不得加。 他是一个节俭的人吗？反了，他其实是民国初年敛财最狠的巨贪，那么他到底把钱弄到哪儿去了？ 王占元是山东馆陶人，打小家境贫寒，年轻时投了淮军，因为脑袋活络又认得几个字，被选送到天津武备学堂念了书，回来后就跟着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一步一步往上爬。 武昌起义那会儿，他跟着冯国璋打汉口，手下那帮兵在城里放火抢劫，繁华的汉口街市烧成一片白地，他也因此立了“功”，当上了第二镇统制。 到了民国，袁世凯一倒台，他在湖北扎下了根，成了直系军阀里有名的“长江三督”之一。 王占元在湖北待了八年，捞钱的手段多得让人眼花缭乱。 他这人有个原则：钱必须进自己口袋，多花一个铜板请客，那比剜他的肉还疼。 可谁也没想到，就这么一个铁公鸡，忽然有一年开始大发善心，对找上门来的穷亲戚们热情得不得了。 今天给这个本家侄子掏钱开个饭馆，明天给那个远房外甥拿本钱支个茶馆，后街还有个旅店也是一个沾亲带故的在经营。 一时间，汉口街头冒出了几十家新铺子，明眼人一看，这些铺子的招牌全带一个“春”字，什么“明湖春”、“一枝春”、“蓬莱春”。 王占元字子春，这是他把自己的字号挂出去了。 那些想巴结督军府的商人、负责采办的官员，一看这“春”字号满街都是，心里门儿清。 买东西？得，别的地儿别去了，直奔“春”字号。 东西贵点不要紧，服务差点没关系，关键是这钱变着法进了王督军的腰包，比直接送礼还体面。 王占元躲在幕后，名声也落着了，钱也搂着了，还不用担受賄的名声。 他捞钱最狠的一招，是把手伸向了当兵的嘴里。 北洋时期当兵吃粮，全靠那点军饷养家糊口。 有回北京政府好不容易拨下来两百多万大洋的欠饷，是给弟兄们补发工资的。 士兵们眼巴巴盼着，结果王占元把这笔钱直接存进了自己在上海、大连外国银行的户头，拿出来的那点零头，根本不够塞牙缝。 武昌、宜昌的驻军彻底炸了窝，兵士们一怒之下抢了街上的商铺，这就是当时震动湖北的“武昌兵变”。 乱兵抢完，王占元出来收拾残局，他假模假式地安抚士兵，说参加哗变的都别怕，发两个月军饷，派专车送你们回老家。 那帮傻大兵信以为真，高高兴兴上了火车，火车开到一半，早就埋伏好的伏兵冲上来，架起机枪对着车厢一通扫，几千号人就这么被自己督军灭了口。 这种“喝兵血”的手段，残忍得让人脊梁骨发凉。 可王占元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账本上的数字。 除了克扣军饷，他还倒卖铜元、垄断军装生产、开银号炒黄金，只要有钱赚，没有他不插手的买卖。 他在湖北刮地皮刮了八年，把湖北折腾得民怨沸腾，最后被湖南来的赵恒惕带着湘军一打，加上各地“倒王运动”闹得凶，他见势不妙，赶紧溜了。 临走之前，他把这些年搜刮来的金银细软装了满满几大船，先运到上海存起来，又把几百万大洋的军饷通过票号汇回山东老家。 下野之后，他跑到天津租界当起了寓公。 别的下野军阀窝在公馆里抽大烟、捧戏子，王占元闲不住，他每天吃完早饭，头上顶着瓜皮小帽，腰间拴着一大串沉甸甸的钥匙，晃悠着就出门了。 他在天津的大街小巷里转悠，走几步就停下来，掏出钥匙打开一扇门，进去瞅两眼，再锁上继续走。 街坊邻居看了都纳闷：这不是王督军吗？怎么改行给人看房子当保管员了？ 后来人们才打听明白，人家看的全是自己的房子，王占元把搜刮来的钱，大部分换成了砖瓦木头。 光是天津市里，他名下的房产就有三千多间，此外还有六百多亩地和数不清的厂矿股票。 他把这些房子全租出去，又舍不得花钱雇人代收租金，怕底下人揩油，非得自己亲自跑，挨家挨户敲门收租。 一天下来跑上百家，累得气喘吁吁。 天津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天津马路巡阅使”。 直到1934年，这个靠着喝兵血、刮地皮起家的北洋巨贪，病死在天津，留下了数不清的钱财和一地的骂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