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难兄难弟”一起走到了衡阳，但终须一别。离别前，刘禹锡和柳宗元约定，若是退休了，他们一定要当邻居，一起做快乐的田家翁。至元和十四年（819 四年），柳宗元终于被召回长安，但他在这一年去世了。衡阳一别，竟成永别，刘禹锡听闻噩耗后，“如得狂病”。他想起年轻时，曾跟柳宗元开玩笑：“子厚，以后等我死了，你可要给我写墓志铭啊！”没想到，他却先收到了柳宗元给他的遗书：“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柳宗元还把孩子和自己的全部遗稿都托付给了刘禹锡。 刘禹锡强忍悲痛，亲自护送柳宗元的灵柩回归故里，并三写《祭柳员外文》。他将柳宗元的儿子柳周六视如己出，悉心教导。最终，在唐咸通四年（863年），柳周六登进士第。而在柳宗元去世后的20多年间，刘禹锡一直为他整理遗稿，将他的诗文编撰成集，并为其撰写序文，讲述他的生平与成就。整理遗稿的工作量巨大，刘禹锡却只字未提，我们如今看到的《柳河东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刊刻的。 穷通与共，刘禹锡与柳宗元堪称“职场发小”的天花板。 王安石和吕公著：同行一段也很珍贵 北宋时期，文人士大夫对于“职场发小”关系更为重视，就连性格古怪执拗的王安石都难以免俗。说起来，他的“职场发小”还真不少，不过吕公著应该算是他“职场发小”中的“白月光”。 吕公著是吕夷简之子，年长王安石3岁。皇祐五年（1053年），吕公著自单州还京充崇文院检讨，王安石于至和元年（1054年）舒州通判秩满，回京任群牧判官。二人同朝为官，又都住在京师，说起来还是同年登第入仕，关系自然更为亲近。 王安石与吕公著有着共同的志趣，并且都特别欣赏对方。王安石曾经公开说，如果吕公著当了宰相，文人们就可以放心出仕了；若他当不了宰相，天下都难以太平。吕公著眼中的王安石就更优秀了，章惇说吕公著曾以“真人”“至人”“圣人”来评价王安石，由此也能看出在吕公著心中，王安石是当世典范。 除了互相欣赏，王安石与吕公著在工作中有很多想法都一致。他们希望在官场上彼此扶持，一起改变北宋贫弱的现状。在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之前，王安石与吕公著关系极为密切，这在后来宋神宗与司马光的一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司马光有点儿“吃醋”：“臣善安石，岂如吕公著。”宋神宗表示赞同：“安石与公著如胶漆。” 这对“如胶漆”的“职场发小”在熙宁二年九月，青苗法开始实施后，产生了嫌隙。当时吕惠卿从秀州来京，大赞青苗法的好处，王安石很高兴，于是在九月十六推荐吕惠卿、李常编修中书条例。后又推荐吕惠卿为崇政殿说书，以吕惠卿为施行新法的得力助手，吕惠卿还大力引荐支持新法的官员。但此举被吕公著反对，他上奏宋神宗：“条例司近转疏脱，所举官皆是奴事吕惠卿得之，并非韩绛、王安石所识。”吕公著将矛头指向吕惠卿，实际上是在提醒王安石要辨明人才，不要任用投机分子。随着青苗法的实施，其弊端不断显露出来。熙宁三年（1070年），吕公著连续发难，多次上奏论罢青苗法及乞罢各路提举官，王安石对此“怒其深切”，这对“职场发小”的情谊就此破裂。 吕公著离开京师后，不再与王安石往来。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王安石奏申：“公著实病，郡或不治，宜与依新法置通判。”宋神宗表示不相信，王安石又说：“公著但宽弛，非强愎也。”宋神宗应王安石所请，调吕公著进京判太常寺，得一闲职。由此可见，王安石内心还是顾及与吕公著之间的情谊，希望吕公著可以在京师安心养病。 王安石罢相居江宁后，晚年的他认为当初与很多朋友“皆以国事相绝”，其中当然包括他与吕公著。既然现在已经退休了，那么大家都应该退回到兄弟朋友的关系。据赵善璙《自警编》载：“自熙宁后，间一通庆吊，皆书吏以公函答。至是以亲书，复称兄。然公未久即赴召，竟不果来见。”王安石给吕公著写过信，信中称其“兄”，想见他一面，但无奈直到王安石临终时也没能实现这一愿望。 人生很长，不是所有的“职场发小”都能与我们同行到终点，但只要彼此真诚照亮过，那些共度的时光就很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