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汪精卫的丑妻陈璧君在苏州以“汉奸罪”受审。她神色阴晦，梳着大背头，发量稀疏，脑门宽大，眉眼粗糙，身着男式长马褂，另外还别着一支派克笔，全无女相。 怨不得人称民国八大丑女。更搞笑的是汪精卫却是公认的“民国第一美男”。只能说造化弄人，这样看真让人啼笑皆非。 苏州法庭那天挤满了人，被告席上那个矮胖女人站着不动，大背头紧贴宽额头，男式长马褂搭在身上，胸前别着一支派克笔。名字叫陈璧君，听上去像闺阁小姐，脸上横肉一层层，谁也想不到，她早年是撕过护照、跟着革命跑的人。 她1891年生在马来西亚槟城，家里做大生意，钱多，人娇，骨子里却不肯服软。孙中山流亡海外，经常到陈家同她父亲议事，客厅里灯光一亮，就是一桌推翻清廷的计划。她在门外听久了，拉着母亲一起加入同盟会，抄文告、送信、筹钱，早早就把名字写进革命名册。 孙中山身边那个年轻人，把她一生往一边推。汪精卫，眉眼清秀，说话温和，文章写得顺溜，当时被称作“民国四大美男”之一。她盯了几眼，心里就认定了。汪精卫放话，说革命不成功不成家，她非但没退，反而从槟城一路跟到日本，扎进《民报》编辑部，房租、印刷费一把扛起。 编辑部里多是穷书生，衣服洗得发白，纸张都要掰开用。她一个人掏钱，别人心里羡慕，也明白这笔钱只围着一个人转。久而久之，“黎山老母”这号称呼在圈子里冒出来，说她手下女弟子个个敢追男人，她自己是头一个，还有人半真半假地说，汪精卫离了她，很多事推不动，有了她，又总难免往极端上拱。 国内起义一仗比一仗惨，同志一批批倒下。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讥笑这些海外同盟会员，是“远距离革命家”，前线流血，后方高谈。几句话传来，汪精卫脸上挂不住，下定决心回国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临行前对孙中山表态不求生还，真倒在菜市口，也算给革命打个样。 她听说这件事，铁了心要同行。有人提醒，马来西亚是英国殖民地，她手上有英国护照，真出事还有洋人可以出面。她一句没回，当着众人把护照从怀里掏出来撕成碎片，纸片飞得到处都是，老资格的同志也只好承认，这个女人真敢把身家性命往外扔。 刺杀没成，人被抓进牢。 全面抗战打响后，局面乱成一团。留在重庆继续抗战，要在蒋介石眼皮底下熬；投向日方打“和平”旗号，又等于迎着全国骂声往前冲。汪精卫在两条路之间摇摆。陈璧君看在眼里，嘴上说得越来越硬，认定中国打不起长久仗，拖下去老百姓吃苦，不如抢在前头谈一个“和平救国”，她这番话反复在耳边晃，慢慢把丈夫往投敌那条道上推。 那几年，汪伪阵营里还传出另外一桩。陶希圣的妻子翻到他皮包里那叠和日方往来的文件，脸色冷下来，掏枪指着丈夫，说敢签字就先打死他，再对自己开枪。陶希圣退回几步，只做了半截汉奸。两个女人，一个拔枪拦路，一个挥手催行，各自把男人送上不同结局。 汪伪政权搭起来后，外面看着像一套完整政府，里面乱七八糟。陈璧君名义上只是“中央监察委员”，在“公馆派”里却说一不二，各路汉奸要见“汪主席”，多半先得过她这一关。弟弟陈耀祖，被她送上伪广东省长的位置；妹夫褚民谊，在外人眼里是“糊涂蛋”，照样连着挂上伪海军部长、伪外交部长的头衔，官职在她看来像货架上的东西，顺手一抓，戴在谁头上都行，久而久之，汪伪政府乌烟瘴气，各怀鬼胎，只能靠日本刺刀硬撑。 1945年形势翻盘，抗战胜利消息传遍大街小巷，汪伪那一套立刻成了过街老鼠。汪精卫死在日本，躲开审判。陈璧君没跑掉，被押到苏州，以“汉奸罪”受审。她站在被告席上，仍旧嘴硬，一口一个蒋介石卖国，一口一个“和平救国”，硬把自己往正面牌位上挪，听的人只当笑话。 判决书念出“永远监禁”四个字，许多同案犯当场腿软，她却抬起头，提出要改判死刑，说有赴死的胆量，没有蹲牢的耐心。关进监狱后，看守按名单喊她名字，她立刻跳起来骂人，说孙中山从不那样叫她，蒋介石也不敢直呼其名，一个小看守算什么。看守被骂怕了，从此只敢喊一声“陈先生”，“三斤鸭子二斤嘴”“死鸭子嘴硬”这类说法，很快就在坊间传开，后来江青在法庭上的架势，总有人拿来和她对比。 蒋介石对她同样犯难。论资历，她早年跟着孙中山闹革命时，蒋还只是后头打杂的小字辈。真把她拉出去枪毙，难免被人指成卸磨杀驴；放回去，又没法向战场上死去的人交待，只好拖拖拉拉地关在牢里。1949年国民党撤往台湾，她被留在原地，由共产党接手。 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何香凝去看她，希望她写一份认罪声明，把在汪伪政权中的事说清，争取宽大处理。她摇头，只认两条，要么改判无罪，要么牢底坐穿。1959年，她在狱中因病死去，没有等来翻案，也没有等来自己嘴里那种体面的死法。槟城富家千金、撕护照的女革命者、汪伪小朝廷里的“黎山老母”，最后都定格在苏州法庭那张神色阴晦的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