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王耀武应邀去南京开会。何应钦见到他后，便问：“佐民！如今抗战结束了，往后你有什么计划？”，王耀武沉思片刻后，说：“去我家里，我给你看两个东西，看完你就懂了！” 大家都知道王耀武善于带兵，阵地战、夜战、反包围都打得十分漂亮。但在国民党内部，他更出名的是那套精妙绝伦的“送礼哲学”。在那个大染缸里，王耀武深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生存法则。 你看他怎么送礼？他给同僚或上司送派克钢笔，手法极其高明。他会先故意借用对方的钢笔，用完归还时，顺势掏出自己准备好的名贵派克金笔送给对方。理由总是那么得体，让人根本无法拒绝。高级手表也是同样的套路，“借花献佛”被他玩得炉火纯青。 1946年初，何应钦在长沙见到了王耀武。何应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的局势：卢汉的部队被调到了越南，张发奎被派去广州两虎相争，汤恩伯被困在上海成了光杆司令。现在，轮到王耀武了。高层一纸调令，把王耀武按在了济南，还要他兼任济南市市长。 王耀武的嫡系王牌74军和100军全在南京一带，自己却被扔到了济南这座孤城，手里只有战力薄弱的东北军旧部。何应钦送给王耀武两个字：“忍”和“等”。何应钦看透了高层的微操习惯，指出最高统帅根本无法越级指挥上百个军作战，失利是迟早的事，王耀武只能等战局恶化，高层被迫放权，才有重新崛起的机会。 与此同时，内部的倾轧也在毁掉王耀武的心血。高层决定让张灵甫越级升任74军军长。王耀武得知后大惊失色，他太了解这支部队了。论战功、资历和威信，100军军长李天霞远胜张灵甫。在当年的谭家桥战役中，正是李天霞冒死抢占制高点，才救了王耀武的命。张灵甫性格高傲，缺乏挫折教育，一旦上位，必然引起李天霞等老将的强烈不满，74军将不战自乱。 王耀武把这些担忧和盘托出，试图阻止这项任命。结果呢？高层根本听不进去，依旧我行我素。后来的孟良崮战役，74师内部矛盾重重，外部与83师、25师嫌隙极深，最终全军覆没，完全印证了王耀武的精准预判。 时间来到1948年，国共双方的较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在华东战场上，两位最高级别的将领，分别向各自的统帅提出了极具前瞻性的战略建议。这两人的境遇，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天壤之别”。 一位是我军华东野战军的粟裕。他在4月份“斗胆直陈”，写了一封三千字的长电，建议三个纵队暂不过江，留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规模歼灭战。 粟裕的理由非常充分：第一，过江后无后方依托，补给和伤员安置极其困难，部队预计会减员一半，根本无法对敌人后方形成致命威胁；第二，过江也调不动国民党在中原的几个主力军，达不到战略目的；第三，中原地区地势平坦，敌人需要分兵把守交通线和城市，机动兵力少，正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绝佳战场。 中央接到电报后高度重视，立刻把粟裕叫到城南庄开会。五大书记听完汇报，仅仅休会十分钟短暂研究，就全盘接受了粟裕的重大战略建议。随后，中央全力配合粟裕，不仅把六个主力纵队交给他指挥，还任命他为华野代司令员兼政委。这种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支持，为后来的淮海战役大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再回头看看王耀武。 早在1948年5月15日，也就是豫东战役还没开始的时候，王耀武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危机。他专门飞到南京觐见最高统帅，汇报山东的严峻形势。当时胶济路上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被消灭了八万多人，济南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城。 王耀武苦口婆心地劝说：“总统，我们兵力分散，处处设防，处处防不住，容易被华东野战军各个击破。济南现在十分孤立，也没有必要守。”他明确建议：主动放弃济南，将部队全部撤退到兖州及其以南地区，与徐州一带的部队连成一片，抱团取暖，保存实力。 这个建议，无论从当时的战场态势还是后来的战争走向来看，都极其高明。如果当时国民党军真的退守徐州抱团，后来的战局恐怕会更加胶着。 然而，蒋介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王耀武的建议，给出了四五条理由，死命令王耀武必须死守济南。 当王耀武无奈地走出官邸时，迎面碰上了何应钦。何应钦语带讥讽又透着无尽悲凉地说：“佐民，我们与共产党作战以来，将领们送的礼很多，你也送了不少……希望你守住济南，不要再向共产党送礼（送人头）了。” 王耀武听得出这其中的讽刺，但他无能为力。他有着绝顶的聪明才智，懂得官场的人情世故，也具备极其出色的战局预判能力。但他就像一个被绑在战车上的清醒者，眼睁睁看着这辆千疮百孔的战车冲向悬崖，自己却连踩刹车的权力都没有。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粟裕的建议造就了中原大地的摧枯拉朽；而王耀武的预判，最终只能化作济南城破时的那一声无奈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