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大特务周伟龙出任国民党交通警察总局总队长，眼见国民党大厦将倾，他开始酝酿弃暗投明工作。这交通警察总队是原来中美合作所进行特务训练后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 说起来这支部队的底子，真是又复杂又敏感。当年中美合作所那套训练，灌进脑子里的全是反共那一套，手里拿的汤姆逊机枪、卡宾枪，在当时的中国战场算得上顶好的家伙。周伟龙心里清楚，这么一支队伍，真要带过去投诚，分量不轻，可风险也大得吓人。手底下的弟兄们跟着他吃饭，但脑袋里那根弦还是国民党那根，稍有不慎，消息走漏，脑袋搬家是分分钟的事。 他在南京城里那些日子，看着那些党国要人们忙着往南边运家产、抢飞机票，乱成一锅粥。心里那股子凉意，一天比一天重。他琢磨，自己干了大半辈子特务，手上沾过血，也见过太多黑暗，要是跟着蒋介石去台湾那个小岛，这辈子就算交代了，还得背个千古骂名。与其这样，不如搏一把，给自个儿和手下弟兄们找条新路。 可这事儿难就难在，投诚不是上街买菜，得有人牵线，得让那边相信你的诚意。周伟龙那阵子表面上照常办公，照常开会，暗地里却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寻找能和共产党搭上话的关系。他托人，找朋友，甚至动用了一些压在箱底的旧交情。那段时间，他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睛里全是血丝，见谁都笑眯眯的，可心里那根弦绷得快要断了。 他手下那些大队长、中队长，好些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平时称兄道弟，可到了这节骨眼上，谁也不敢轻易透底。他只能一个一个地试探，今天找这个喝酒，聊几句时局，叹几声气；明天找那个谈话，说说队伍的去向，看看反应。有的人一听他话里有话，脸色都变了，支支吾吾赶紧告辞；也有那么一两个，眼神里闪过一丝亮光，压低声音跟他说：“队长，您怎么说，弟兄们跟着怎么走。” 周伟龙心里有了一点底，可还是不敢大张旗鼓。他知道，上海、南京这些地方，军统、中统的眼线遍地都是，自己虽然挂着总队长的名头，可暗地里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出门都换好几趟车，见人都在不起眼的小茶馆后屋，说话声压得低低的，生怕隔墙有耳。 那时候的局势，一天一个样。解放军在江北步步紧逼，炮声隐隐约约能听见。南京城里人心惶惶，有的官员跑了，有的部队乱了。周伟龙站在窗口，看着街上乱糟糟的景象，心里反倒慢慢平静下来。他想，大势如此，个人的命运不过是这洪流里的一粒沙，关键是怎么个流向。他这一辈子，干过不少错事，到了这个岁数，总得做一件对得起良心的事。 他开始秘密联络，让信得过的亲信去接触地下党。那些日子，每一次传递消息都像在刀尖上走路，一个不小心就是万劫不复。可越是危险，他越觉得这条路走对了。那种在黑暗中摸索，终于看到一丝光亮的感觉，比当年得到提拔、拿到美式装备还要让他心里踏实。 他想，这支队伍，当年是怎么武装起来的，是美国人教的，是打内战的。可到了今天，该让它有个新用处了，该让它回到中国人自己手里，去打该打的仗，去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这念头一旦起来，就再也压不下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