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赵一曼的肚子鼓了起来，旁边的敌人拍了拍赵一曼的肚子，说：“再灌点。”灌完后，敌人握紧一根棍子，猛击向赵一曼的肚子。 她整个人猛地弓起来，像一只被生生折断的虾米。嘴里堵着的破布喊不出来，只有喉咙里发出沉闷的呜呜声。血顺着裤腿淌下来。 那些人对付她不是一天两天了。 从被捕那天起，他们就没从她嘴里掏出过一句有用的话。抗联的动向，同志们的下落，党组织的联络方式，她一个字都不说。软的硬的都试过了，好话说了几箩筐，鞭子也抽断了好几根，这个看起来瘦弱的女人愣是扛下来了。 他们搞不懂。一个女人，怎么就能硬成这个样子？ 后来他们想到了“灌”。不是灌水，是灌辣椒水掺煤油。那玩意儿灌进肚子里，烧得人五脏六腑都要烂掉。第一次灌的时候，赵一曼疼得在地上打滚，但他们发现这办法管用，不是管用让她招供，是管用折磨她。 那天晚上，她被扔回牢房的时候，整个人缩在墙角，浑身抖得像筛糠。同牢房的姐妹给她擦脸上的血，她缓了好久，才慢慢睁开眼睛。 “姐，你疼不疼？”年轻的姑娘小声问。 她扯了扯嘴角，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忍什么。“疼。”她说，“但比这更疼的事，我也经历过。” 她没有往下说。 其实她是想说的。想说说她的小宁儿，那个被她寄养在上海亲戚家的孩子。孩子才一岁多的时候，她就要走了，临走那天晚上抱着孩子坐了一宿，看着他睡着的脸，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她知道自己这一走，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那时候她觉得，这就是最疼的事了。 现在才知道，还有更疼的。是被人按在刑架上，听着自己的骨头咔嚓作响的疼。是辣椒水灌进肚子里，烧得人想把自己撕开的疼。是棍子打在肚子上，感觉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碎掉的疼。但她从来没想过松口。 她太清楚那些日本人想要什么了。他们想要抗联的驻地，想要同志们的名单，想要把东北这片土地上所有反抗的人都抓起来杀干净。她要是说了，那些还在山里打游击的战友，那些还在挨家挨户送粮食的老百姓，都得死。 她见过那些日本人进村的样子。烧房子，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有个老太太跪在地上求他们放过自己的孙子，他们当着老太太的面把孩子挑在刺刀上。 她不能让那些人得逞。 那天晚上，她靠在墙上，看着窗外透进来的那一点点月光。肚子还在疼，一阵一阵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动。她知道那是什么。也知道经过这一天的折腾，那个小东西怕是保不住了。 她没哭。眼泪早就流干了。她闭上眼睛，感觉有什么东西从眼角滑下来，顺着脸颊淌到耳朵里。不是眼泪，是血。额头上被打破的伤口还在往外渗血。 “宁儿。”她在心里叫了一声。 那天深夜，她找看守要了纸和笔。看守以为她终于要招了，兴冲冲地给她送进来。她坐在墙角的稻草堆上，就着那一盏昏黄的油灯，开始写信。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她写得慢，一笔一划的。有些字被滴上去的血洇花了，她就换个地方重新写。写到一半的时候，肚子又开始疼，疼得她握不住笔。她就停下来，捂着肚子喘气，等那一阵疼过去了，再接着写。 “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写完最后一个字，天已经快亮了。她把信叠好，贴在胸口放了一会儿。 那封信后来被人偷偷带了出去，辗转送到了上海。孩子太小，还看不懂，被亲戚收起来了。等他长大再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母亲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开往珠河的火车。她知道这是去刑场的路。火车开动的时候，她突然开口了。声音不大，但车厢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同胞们，同志们，不要哭。我赵一曼今天死，是为抗日而死，是为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而死。我不怕死，你们也不要怕。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打倒，中国一定会胜利！” 押送的日本兵冲上去捂住她的嘴，把她按在座位上。但她还是挣扎着，把头转向车窗的方向，看着外面掠过的田野、村庄、山峦。 那是她的土地。她就要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了。 那天下午，珠河县小北门外，枪声响了。她倒下的时候，脸朝着天空，像是在看着什么。天上没有云，干干净净的蓝，有几只鸟飞过去。 她那年三十一岁。 她的儿子后来把那封信刻在了她的墓碑上。每个字都刻得很深，一笔一划的，像她当年在牢里写的时候一样。 每次看到这段历史，我都在想，她最后那一刻在想什么？是在想自己的孩子，还是在想那个还没能看到的胜利？也许都有吧。一个女人，一个母亲，一个战士，这些身份在她身上，从来就不矛盾。 她用自己的命，换来了那封信里的那句话——“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我们确实没有忘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