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1岁的萧红因病去世。她死前感情泛滥，当着丈夫的面，竟和其他男人暧昧，更留下遗言：“自己想葬在鲁迅旁边。” 咱们先来理理“当着丈夫的面跟其他男人暧昧”这桩悬案。当时日军攻占香港，炮火连天。萧红病入膏肓，连呼吸都带着血腥味。可就在这生死的边缘，她的丈夫端木蕻良却经常不见人影。据多方史料记载，端木生性懦弱，面对战乱和病重的妻子，他选择了逃避，常常借故离开医院。 这时候，一直守在床前给她端屎端尿、喂水喂饭的，是青年作家骆宾基。人在极度脆弱、生命倒计时的时候，谁给她一口水，谁就是她的命。萧红对骆宾基的紧紧抓取，在旁人甚至端木眼里，可能就变味成了“暧昧”。其实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就懂了，哪有什么感情泛滥，那分明是一个极度缺爱的灵魂，在死神面前拼命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至于那句“想葬在鲁迅旁边”的遗言，更是让人百感交集。萧红一生像个溺水的人一样依附过很多男人：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每一个她都曾当成救生圈，每一个又都给了她致命一击。唯独鲁迅，是她生命里极其纯粹的一道光。 1934年，萧红和萧军穷困潦倒地来到上海，正是鲁迅的全力扶持，让萧红凭借《生死场》一炮而红。 鲁迅懂她的才华，更心疼她的苦难。在鲁迅家里，萧红感受到了久违的、长辈般的温暖。她死前想葬在鲁迅旁边，无关风月，纯粹是一个漂泊了一辈子的孤女，想回到她精神导师的庇护之下。可惜天不遂人愿，她的骨灰一半留在了香港浅水湾面朝大海，一半葬在了广州银河公墓遥望北方，到死都没能有个完整的安息之地。 临终前两天，预感到大限将至的萧红，在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同时她还留下了一句充满怨愤的叹息：“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她口中这半部《红楼》，指的正是她生前未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马伯乐》。这部小说，萧红已经写了近19万字，完成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前九章。故事里的主人公马伯乐，生于青岛一个有钱的洋教家庭，算是个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但这老兄干啥啥不行，逃跑第一名。 从青岛逃到上海，再从上海逃往汉口，马伯乐的人生路线，纯粹就是一条毫无底线的逃亡路线。 就在前几年，也就是萧红去世76年之后，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葛浩文先生，终于续写完了这部《马伯乐》。葛浩文是萧红的跨国知音，他通过夫人林丽君的翻译，用中文补齐了后四章。从结构上看，这部遗作总算是画上了句号。 咱们来好好盘盘马伯乐这个人，你会发现萧红的笔锋有多么辛辣。马伯乐智商没毛病，甚至眼光很毒辣，他比任何人都早预判到日本人会打进来。就算他能洞察一切，他也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招数，反倒天天盼着灾难早点降临，好证明自己有多聪明。 当日本人真的打到上海，他反而觉得神清气爽，连觉都睡得香了。他骨子里瞧不起同胞，动不动就骂一句“真他妈的中国人”。他把自己的焦虑转化为对别人麻木不仁的憎恨。逃难过淞江断桥时，他压根不在乎什么尊老爱幼；在破轮船上，为了几毛钱，他能对底层的车夫拳打脚踢。 葛浩文评价说，萧红塑造马伯乐，其实是在向恩师鲁迅致敬。马伯乐简直就是1940年代的“阿Q”。阿Q靠精神胜利法麻痹自己，马伯乐靠无休止的逃避和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来掩饰自己的懦弱。 读懂了马伯乐，你就能更深地读懂萧红。她自己逃了一辈子：逃离呼兰老家的包办婚姻，逃到哈尔滨，逃到上海，逃到武汉，最后逃到香港。她太懂得这种“逃亡”背后的恐惧、自私和荒谬了。 当整个国家都在遭受苦难时，像马伯乐这种满口高谈阔论、实则苟且偷生的小人物，无疑是最真实、最刺痛人心的存在。 葛浩文先生满腔热情地续写了后半部分，让马伯乐一家继续逃往重庆。在续作里，葛浩文似乎心软了，给马伯乐安排了一场“灵魂洗礼”。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马伯乐看到十三岁的小孤儿觉得汗颜，看到车夫自制炸药打鬼子觉得惭愧。他甚至开始找工作，想承担家庭责任了。最妙的是结尾，马伯乐在重庆的一个纪念大会上，遇见了那位生病的“东北女作家”——也就是萧红本人。两人擦肩而过，双双走向各自命运的终点。 客观地聊聊，这种把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合拢的写法，确实精彩。让人物强行洗白，终归是带着后人美好期许的。 萧红本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一个到死都在喊着“不甘”的女人，怎么可能给笔下最荒诞的人物安排一个正能量的觉醒结局？ 就像鲁迅要是让阿Q最后抛弃了精神胜利法，那阿Q还立得住吗？萧红笔下的马伯乐，其核心艺术价值就在于他那烂泥扶不上墙的劣根性。这种直白到有些残忍的刻画，恰恰是萧红对当时国民性最深刻的解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