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宝鸡，一男子给儿子买了份“储蓄返本+分红”的保险，年交13354.8元，缴费期10年，可13年后，男子突然得知，这份保险有效期是27年，第27年本金是0，而且，儿子80周岁后，保险公司不再承担保险责任，也一分本金不给，男子觉得自己被忽悠了，一纸诉状告上法庭，案子经过2审，最终判决出乎意料。 2024年9月，陕西宝鸡的刘先生接到保险公司一通电话后，整个人都懵了，客服在电话里按流程念信息，念到一项时很平静地说：这份保单有效期27年，到第27年末的现金价值是“0”。 刘先生第一反应是自己听岔了，让对方再说一遍，客服又重复了一遍，还是那个结果。 他之所以会这么震惊，是因为他一直以为，自己买的是“像存钱一样”的产品：交十年钱，期间拿点分红或返钱，到期把本金拿回来，给儿子将来留个保障。 结果突然被告知，到了约定期限末尾，现金价值居然归零，听上去像是“钱最后不见了”。 这件事要追溯到2011年，那年6月，刘先生想给孩子做一笔长期准备，他不追求高收益，也没想着炒股基金那种波动，只想稳稳当当：每年固定投入一点，十来年后能把本金拿出来。 正好保险业务员上门推销，把产品描述得很像他理解的“储蓄计划”——强调每年缴费、固定年限、期间有生存金或分红，给人一种“投入—返还—到期取回”的直观印象。 刘先生当时的决策逻辑很典型：自己不懂复杂条款，听对方解释觉得符合需求，再加上对保险公司这种机构有天然信任，于是签字投保。 缴费金额也明确：每年13354.8元，交十年，合计133548元，对普通家庭而言，这不是随手可出的零花钱，而是一笔要规划、要省着交的长期支出。 接下来十年，他按时交费，没有断缴，期间保险公司也按合同，给过一部分生存年金或给付，这反而强化了他的“在返钱、在运行、到期会返本”的心理预期。 既然每年都有一点返回来，那本金最后拿回来似乎更顺理成章，他一直等着“到期结算”。 直到2024年9月那通电话，把他的预期彻底打碎，所谓“第27年末现金价值为零”，意味着这份合同的结构，并不是他理解的那种“到期拿回本金”的储蓄逻辑。 更关键的是，这个信息，如果当年在销售环节，没有被明确提醒、解释清楚，就会形成严重的信息差：客户是带着“返本”目的买的，卖方却用模糊话术，让客户以为“差不多就是存钱”。 刘先生这才意识到，问题可能出在销售过程：合同里也许写了，但销售人员没有把“影响你决策的关键条款”当面说清，更没有在客户明确表达“想要返本”时，提醒这份产品并不满足这个核心诉求。 他随后决定起诉，法院审理时通常会看几个点：投保时的需求表达、销售人员的介绍方式、是否存在对重要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履行不到位、相关录音录像或回访记录。 以及能否反映当时的沟通情况，以及合同条款本身，是否属于格式条款中，与重大利害关系相关的内容。 这里涉及一个关键法律规则：格式条款提供方，对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负有合理提示和说明义务。 简单说，不能把关键风险藏在一堆专业术语里，让消费者“签了就算你知道”。 如果消费者购买目的明确，而销售人员刻意回避或弱化关键条款，就会被认定为销售环节存在瑕疵，进而影响合同效力，或导致合同可被解除。 一审判决支持解除合同并退还保费及利息，保险公司不服上诉，二审维持了解除合同的核心结论，但对返还金额作了调整：刘先生此前已经领取的47069.89元生存年金，需要在返还款中扣除。 最终判决返还86478.11元，这个结果的逻辑是：既然合同解除，就要恢复到相对合理的财产状态；已经拿到手的给付不能当作不存在，否则会变成“一边拿了返钱，一边又拿回全部保费”，不符合公平原则。 这起案件其实把两个概念分得很清楚：产品合规不等于销售合规。 很多年金险/分红险的设计，本来就不是“返本存款”，现金价值在某些节点为零，或接近零也可能是产品结构的一部分，监管层面未必认定它违法。 但如果销售人员把它包装成“存钱返本”，让客户基于错误理解作出决定，那么问题就不在产品，而在销售话术与信息披露。 对消费者而言，这类纠纷最可怕的地方，在于“时间差”：当年签字时看不懂、也不觉得会出事；等过了十几年，才发现和自己理解的不一样，想补救时证据难找、沟通对象可能换人、维权成本也高。 刘先生还能通过诉讼拿回一部分，更多人可能连“第27年末现金价值是多少”都没问过。 这件事最后落到一句很朴素的话：保险买的是承诺，但承诺必须建立在把话说清楚的前提上。 条款可以复杂，产品可以多样，但凡涉及“不返本”，“到期现金价值为零”这类足以改变购买决定的内容，就不该靠消费者自己，在几十页合同里“自学发现”。 一旦信任靠误导换来，后面再怎么解释精算模型，都很难把裂痕补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