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军统女特工王宝云被绑在老虎凳上，已经加到第三块砖，她疼得大汗淋漓。日本宪兵还不罢手，又加上了第四块砖，坐老虎凳，大多数人的极限就是四块砖，王宝云昏死过去。 一盆冷水兜头浇下，她猛地抽搐醒来，膝盖像被撕开，痛意顺着脊背往上窜。 审讯桌上摊着一份未译完的电报，纸角已经被揉皱，几个日文军官轮番盯着她，想从她脸上找出松动的迹象。 他们要的不是她的命，是那串密码。 那串密码牵着察哈尔一整条情报线，牵着潜伏人员的生死，也牵着绥远一带的抗日部署。 王宝云闭着眼，没有回应。 一年前，她还在重庆参加译电培训。 教室里整日是电报码声，密密麻麻的符号写满黑板，她的手指被发报机磨出厚茧。 那时她以为自己只是做文职工作，不用冲锋陷阵，只需守在电台旁。 真正进入敌占区后，她才明白，译电员握着的不是笔，是许多人的退路。 她被派往北方，以普通职员身份潜伏在商行账房里，账本是掩护，电码才是主业。 厚窗帘拉得严实的小屋里，她常常彻夜工作，把重庆发来的密电逐字译出，再转交给联络员。 有几次日军清乡行动被提前识破，就是她手里的那几页纸发挥了作用。 身份暴露来得突然。 站点负责人被捕后，敌人顺藤摸瓜，把目光锁定在这个年轻女译电员身上。 被抓那天，她衣领里还缝着一份尚未送出的情报。 宪兵在她面前晃着那张纸，逼问潜伏名单和电台位置。 她沉默。 老虎凳只是开始。 竹签刺进指尖，烙铁按在背上，盐水泼向伤口，她在清醒与昏迷之间来回挣扎。 有人劝她配合，说只要交出密码，就能活着离开。 她没有争辩，只反复说不知道。 三天三夜过去，审讯室里只剩刑具落地的声响。 敌人始终没得到完整情报。 那条线路随后紧急转移，相关人员分散撤离，绥远一带的部署得以保存。 长期酷刑让她的双腿严重受损，视力也受到影响。 后来在地下组织的营救下，她被转移出监牢。 走出牢门时，她拄着拐杖，阳光刺得眼睛发疼。 有人问她是否后悔。 她说得很平静，只要情报没落到敌人手里，就值得。 战争年代的隐蔽战线，没有硝烟，却步步是生死。 她没有留下显赫名声，只在档案里留下一页记录。 那串没有说出口的密码，换来的是更多人的安全。 许多年过去，再提起她，熟悉的人只记得一个瘦弱身影和一根拐杖。 她做的事并不复杂，不过是在极限痛苦里保持沉默。 正是这样的沉默，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历史翻页很快，名字容易被淡忘。 有人愿意记住她，不过是记住那个在老虎凳上没有开口的年轻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