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钱穆提醒蒋介石，中华民国的首都不能再设在南京了，应该在北京和西安之间作选择，不然非失败不可。 那是1945年的秋天，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重庆的大街小巷都炸了锅，鞭炮皮子铺了一地，比过节还热闹。人们从防空洞里钻出来，脸上挂着泪，笑得像个孩子。也就在那片欢腾声里，有个人站在地图前直摇头，就是当时在史学界已经很有分量的钱穆。他看着政府里那些忙着张罗还都南京的大员们，心里头急啊，可这话又不能说得太直白，只能私下跟几个学生唠叨：南京那地方，虎踞龙盘那是文人笔下的说法，真要论起打天下、守江山，那儿就是个死胡同。 钱穆这老头儿有个习惯，看问题不看眼前的热闹，专盯着历史的账本翻。你翻开中国的地图瞧瞧，从秦朝到唐朝，凡是有点气象、能撑个几百年的大朝代，有几个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里窝在东南角的？那些在南京建都的，东吴、东晋、还有南朝的宋齐梁陈，包括后来的南唐和太平天国，一个个都跟走马灯似的，最短的只晃了十几年就谢幕了。 为啥？因为那地方虽说是鱼米之乡，日子过得滋润，但滋润惯了，人就软了，骨头里缺钙。北边的大风刮过来，你拿什么挡？靠长江吗？长江是能当被子盖，还是能当城墙垒？ 再说说当时那个局势。日本人虽然撤了，但留下的烂摊子比山还大。东北、华北那一大片，苏联人的影子晃来晃去，延安的力量也在那儿扎了根。如果你把首都搁在南京，指挥中枢离北方前线几千里地，信息靠电报，运兵靠两条腿，等你的文件批下来，黄花菜都凉透了。钱穆把话说得很重，他说中央政府那是人的脑袋，脑袋得搁在门口迎着风，不能藏在后院的暖炕上。 你把脑袋缩在被窝里，四肢露在外头冻着，那不是找病吗？他主张往北走，要么去西安，那儿有汉唐的底子，像一把锥子扎进西北的黄土里，能把整个国家的重心给拽回来；要么去北京，背靠东北，俯瞰中原，好歹有个进取的样子。定都南京，说白了就是一种守摊子的心态，觉得仗打完了，该歇歇了，回到六朝金粉地，再听听秦淮河的桨声灯影。 可那个年头，是你想歇就能歇的吗？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历史这玩意儿没法假设，但也最怕对照。那些年，从南京发出的命令，传到前线就慢了半拍；江浙的财阀们围着总统府转，西北的百姓穷得连盐都吃不上；八百万军队看着唬人，可真打起来，补给线拉得比面条还长。钱穆那个不祥的预感，就像一片乌云，一点点遮住了整个天空。 有人可能会说，这都是马后炮，政权垮台是腐败透顶、失了民心，跟首都没关系。这话有一定道理，锅漏了确实是因为有洞，但不能忽视的是，你把这口锅放在了灶台的哪个位置，决定了它受热的均匀程度。你把锅坐在一个最容易被风吹倒的台子上，哪怕锅本身再结实，也经不起三番两次地晃悠。 回过头再想钱穆那番话，其实他争论的不仅仅是迁都，而是这个国家到底要往哪儿使劲。是顺着人性往下溜，哪儿舒服往哪儿躺，还是咬着牙逆着风，往高处走，往硬处去。 地理这东西，不会说话，但它像一杆秤，称得出一个政权心里头那股气是沉还是浮。古人讲“在德不在险”，但德性看不见摸不着，而脚下的土地，却是每天都要踩实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