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不再是最早的中国 ——石峁石城才是最早的广域王权 长期以来，二里头遗址被视作“最早的中国”，被认定为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但随着石峁遗址与北方石城聚落群的考古成果不断公布，这一传统认知正在被重新审视。石峁以超大规模的城址布局、严密的区域控制体系、高度成熟的国家形态，展现出比二里头更早、更具覆盖力的广域王权特征。从这一意义上说，二里头不再是最早的中国，石峁石城体系，才是真正意义上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 从晋西石城到寨沟遗址看石峁文化圈，正在改写早期中国文明史 近年来山西西部碧村、白崖沟、林遮峪等石峁式古城的考古发现，以确凿的物质遗存证实，石峁遗址并非传统认知中孤立、边缘的“方国”，而是控制黄河两岸、具有完整社会结构与强大文化辐射力的早期国家核心。陕北清涧寨沟遗址的高等级遗存，进一步构建起从龙山晚期至商代晚期北方文明的千年传承体系，证明黄土高原文明具有独立起源、自主发展、长期延续的文化主体性。长期以来，部分研究中存在预设中原中心的倾向，在先验框架下将二里头文化定性为夏王朝所在，并以器物相似性推论其“广域王权辐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结论先行、按图索骥的问题。考古学研究应当回归遗存本位，坚持以事实为依据，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框架下客观认识不同区域文明的历史地位，还原早期中国更加真实、立体的文明格局。 在传统中原中心视角下，石峁遗址长期被简单归为西北边缘的“方国”遗存，认为其缺乏稳定的统治范围、社会结构与文化影响力。但晋西一系列石峁式古城的考古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判断。兴县碧村、白崖沟、保德林遮峪等遗址，均位于黄河东岸，与陕北石峁直线距离较近，在年代、建筑技术、城垣结构、器物组合与礼制体系上与石峁高度一致。这些遗址普遍发现石砌城墙、曲尺形瓮城、高台建筑、玉器礼器系统等典型石峁文化特征，形成沿黄河两岸分布的大规模石城集群。成体系、成层级、成规模的石城分布充分说明，石峁并非孤立存在的政治单元，而是控制跨黄河广大区域的区域性早期国家核心。它拥有中心都城、次级中心、普通聚落的完整结构，具备疆域控制、军事防御、文化统一与社会动员的综合能力，其社会发展高度与组织复杂程度，远非一般“方国”所能概括。 陕北清涧寨沟遗址的考古成果，进一步补齐了石峁文化的时间纵深，打破了北方地区文明“中断、落后、次生”的刻板印象。寨沟遗址作为商代晚期高等级中心城址，呈现出与石峁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形成清晰可证的传承链条。从龙山晚期的石峁，到商代晚期的寨沟，北方文明实现近千年连续传承，形成一支独立于中原之外、长期稳定发展的强势文明主干。这一考古事实充分说明，中国早期文明并非由中原单向向外扩散，而是多中心并行、独立起源、相互交流、共同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 与部分研究中依靠器物类比推论的文化辐射不同，石峁文化的影响力完全建立在可测年、可定位、可验证的考古遗存之上，是真实存在的文化与政治辐射。在空间上，石峁文化以陕北为核心，跨越黄河覆盖晋西高原，形成广阔稳定的文化圈；在技术上，石砌城垣、瓮城结构、高台建筑等被周边区域成体系继承与复制；在礼制上，玉璋、玉刀、玉琮等礼器从石峁向南传播，影响陶寺、新砦等遗址，并为后来的二里头文化吸收与继承。石峁文化的辐射不是简单的器物相似，更不是主观推论，而是由城址、建筑、器物、技术、礼制共同构成的完整实证体系，其真实性、系统性与逻辑性，均建立在扎实的考古材料之上。 反观二里头的“广域王权”认知，虽有其合理价值，但也存在明显的推论成分。在缺乏自证文字的前提下，先圈定夏、再匹配材料，容易陷入预设框架；将器物相似等同于王权统治，也容易混淆文化交流与政治统合的边界。真正的考古，不应该为某种既定结论服务，而应尊重每一处遗址、每一件遗物、每一段真实的文明脉络。 山西石峁式古城的发现，证实石峁是横跨黄河的早期国家核心；寨沟遗址的传承，证明北方文明拥有连续千年的独立主干；三星堆的震撼出土，更让我们看见早期中国多元文明的璀璨与壮阔。当越来越多考古发现“翻了天”，我们更应清醒：石峁不边缘，石城不零散，寨沟不孤立，三星堆不神秘。它们共同告诉我们：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单线起源，更不是单一中心向外扩散。以石峁为代表的北方文明体系，用真实可证的辐射力、传承链与国家形态，让过度推论的“广域王权”叙事黯然失色。未来的中国早期文明史，必将在更多实证中，回归真实、回归多元、回归遗存本身。 综上所述，传统认知里二里头作为“最早中国”的定论，已难以涵盖石峁石城体系所展现出的国家形态与统治格局。无论是都城规模、社会动员能力，还是区域控制范围，石峁都已具备成熟的广域王权特征。 由此可见，二里头不再是最早的中国，以石峁为核心的北方石城文明，才是东亚大陆真正意义上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