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崔景岳被捕，密信也落到敌人手中，但密信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崔景岳趁机说：“我给你们显字！” 这句话出口的时候，审讯室里一瞬间安静了下来。国民党宁夏省党部调查统计室的人彼此对视，没有人立刻接话。 负责此次审讯的，正是调查统计室主任马效贤。马效贤已经盯了崔景岳半个多月，从行踪到接触对象，一点点往里收网，自认已经把线索攥死。 可真正抓到人之后，桌子上只剩一张干干净净的白纸，这让马效贤心里极不踏实。 崔景岳被按在木凳上，手腕勒得发麻。这个时候，崔景岳并不是第一次被讯问，但这是最关键的一次。早在被捕之前，崔景岳已经预感到组织内部出现了问题。 宁夏的地下工作本就处在高压之下，一旦有人叛变，牵连的绝不只是一个人。 正因为如此，崔景岳在传递情报时才反复设计保险手段，真正重要的内容早已通过其他渠道转移，这张所谓的“密信”，只剩下象征意义。 有人后来回忆，崔景岳在受刑过程中多次提到抗日。他反复质问对方，为何把精力用在镇压抗日力量上，而不是对付真正的侵略者。 这些话并不能改变当下的处境，却在审讯人员中留下了复杂的情绪。有一名看守的老兵，原本只是奉命行事，却在心里开始动摇。 那张白纸最终没有显出任何字，却在历史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崔景岳用有限的时间，完成了自己能做的一切，结局早已无法改变，但过程并非毫无意义。 对后来的人来说，这段经历并不需要被夸大，它本身已经足够真实，也足够沉重。 监狱里，他把时间用在写密语诗，藏在借阅的书页中，再托送食物的商贩带出去。几个星期后，中共宁夏工委核心成员成功转移至甘肃西北山区，得以保存力量。 崔景岳死时26岁，他留下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壮语，而是一份冷静、周密、坚定的信仰。这信仰，是白纸上显不出的字，是刻在骨头里的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