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11日，从成都开往武昌的K148次列车上，76名穿着打扮像农民工一样的大汉在成都上车。乘务员觉到异常，因为他们的形象气质和农民工根本不符，一股彪悍的气息扑面而来，显然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 这帮人落座之后，4号和5号车厢的画风就彻底变了。他们把编织袋往行李架上一甩，掏出白酒瓶子就开始灌，整个车厢弥漫着一股劣质酒精和嚣张气焰混合的味道。有乘客稍微多看了两眼，那边直接就瞪回来了：“看啥看？再看把你眼睛挖出来！”乘务员小姑娘想去疏导一下，结果被一个满脸横肉的大个子一把推开，那人力气大得吓人，嘴里还不干不净。晚上十点多，列车晃悠着到了三汇镇站，又上来一批扛着大包小包的返工旅客。这伙人眼睛一亮，好戏这才开演。他们开始挨个向没座的人伸手，名头叫得还挺响——“座位费”，一人二十到五十不等。有人掏钱慢了，酒瓶子直接砸过来，刀片子也亮出来了。那一晚，光是报上名的受害乘客就有32个，钱被抢了不说，好几个还见了红 。 消息传到乘警长刘鸿那儿的时候，他头皮都麻了。手里就四个兵，一副手铐，一支短枪，对面是七十六个手里有刀、喝了酒、红了眼的歹徒 。硬拼肯定不行，他脑子转得快，立刻让列车员悄悄去其他车厢摸排——这趟车是节后返程高峰，坐车的军人肯定不少。果然，硬卧车厢里正躺着回家探亲返回部队的广州军区中尉明强，还有咸宁市公安局的民警王维江。明强一听情况，帽子一戴就站起来了；王维江本来警服挂在外头睡觉，被吵醒后二话不说套上衣服就跟着走 。他们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找，愣是把藏在旅客里的19名解放军官兵和武警战士全给揪了出来。这些人彼此不认识，来自天南海北不同的部队，但在那个逼仄的餐车里，他们眼神一对，就知道今天这事儿得扛下来 。 这帮军人也没傻到直接往上冲。他们先观察了一会儿，发现那伙歹徒虽然人多，但核心就是那十来个头目，尤其是个叫王岗的大个子，最凶最狠 。有人出了个主意——“擒贼先擒王”。乘警先去把王岗稳住，借口“到餐车谈谈”，把他和前几个骨干给诱了出来。王岗一开始还挺横，大摇大摆往里走，结果一进餐车，门“哐”一声关上，十几个军人直接扑上去，没给他反应的时间，三下五除二就给按地上了，用手铐铐在餐车的铁管子上 。剩下那六十多个小喽啰发现老大不见了，顿时成了没头的苍蝇，乱成一团。军人们趁这机会，两个人架一个，把那些骨干挨个往餐车里拖。有人反抗，啤酒瓶就抡过来，刀也乱挥。激战中，有个叫卢加胜的战士额头被砍了深深一道口子，血糊了满脸，右手也被咬得见了骨头 。但他们硬是没退，咬牙扛了三个多小时，直到凌晨一点，列车在宣汉火车站停下，外面20名全副武装的安康铁路刑警冲上来支援。两边一夹击，剩下的歹徒全蔫了。事后清点战果，光缴获的刀具就有两百三十二把，堆在那儿像座小山 。 这事儿如果搁现在，估计当天就上热搜，英雄们肯定被围住采访、颁奖、做报告。但那会儿不一样。列车在武昌站停稳后，这些军人擦了擦脸上的血，整理了一下被扯烂的军装，悄悄消失在人群里。铁路公安想给他们送感谢信，结果发现这帮人当时留地址就只写了个部队代号，根本没法寄 。武汉方面急得不行，专门成立联合调查组，跑了上千里路，找了一个多月，才挖出十几个人的名字。但那个叫卢加胜的战士，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怎么也找不着 。直到六年后，他所在部队的政委下连队视察，偶然看到他额头上那道触目惊心的疤，开玩笑问“是不是打架了”，他才憨憨一笑，把当年的事讲了出来。原来他伤好后自己掏了七千多块医药费，没跟任何人提，有战友问起就说是在老家砍柴磕的 。 现在回头看这事，我心里总有种说不清的滋味。那会儿的媒体报道，强调的都是“军警民携手”、“英雄不留名”，把这些军人捧得高高的，好像他们做好事不留名是天经地义的。可仔细想想，他们凭什么就不能留名？凭什么就该悄悄消失？卢加胜那句话说得实在：“我只是干了自己该干的事，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话听着朴实，但细品有点心酸，他用六年沉默，把“该干的”做到了极致，而荣誉却找了他六年。这种“低调”被当成美德来歌颂，本身是不是也折射出那个年代对军人道德的一种隐形压榨？仿佛他们一旦追求名声，就不纯粹了。可换位思考，如果你在那种情况下挺身而出，流血搏命，你希望事后被人记住吗？至少我觉得，英雄也是人，他们值得被记住，值得那一份属于他们的敬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