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组织派李福泽回家乡山东发展革命武装。李福泽以出国留学需要经费的名义从父亲那里拿到一大笔钱，组建起“山东八路军七支队”，从此踏上抗日道路。 这笔钱有多少？足够在青岛买下一栋不错的洋楼，或者供一个富家公子在上海法租界潇洒好几年。但李福泽，这个从青岛礼贤中学毕业、见过世面的富商之子，把它全换成了枪。更准确地说，最开始只能换到一些老套筒、“汉阳造”，甚至是大刀和长矛。 他在昌邑县集会上喊出“抗日保家”口号时，底下站着的，多是跟他家差不多的庄户子弟，还有对官府早就憋着一肚子火的盐民。这支用“留学经费”拉起来的队伍，一开始就叫“抗日义勇军”，听起来响亮，内里却是一盘散沙，缺纪律，更缺一个能凝聚所有人的魂。 李福泽很快发现，光有钱和热情，打不了鬼子。1938年初，他们伏击了一小股日军运输队。仗是打赢了，缴获了几条枪，可自己的伤亡也不小。更让他难受的是，战斗结束后，几个本地招来的新兵，拿着分到手的几块银元，竟然偷偷跑回家了。他们怕了，也觉得这点钱不如回家种地踏实。这件事对李福泽刺激极大。 他出身富庶，无法真正体会那些农民子弟用命换几块大洋养家的沉重。他意识到，没有坚定的信仰和严明的纪律，这支靠乡情和钱财聚起来的队伍，鬼子一次扫荡就能冲垮。 转机出现在1938年夏天。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派人来联系，给了他们一个正式番号——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更重要的是，派来了政委、指导员，建立了党支部。李福泽这个司令，才开始真正学习如何当一名“党的指挥员”。 他起初很不适应，觉得政委管得太宽，从不许拿群众一针一线，到战斗前必须开民主会讨论。有一次，他擅自决定攻打一个地主围子，理由是那家为富不仁，而且囤积了不少粮食。 结果被政委严厉制止：“我们现在是八路军，不是梁山好汉！打谁、怎么打，要看对整个抗日大局有没有利，要讲政策！”李福泽憋了一肚子火，但事实证明政委是对的。后来他们通过统战工作，说服那个地主开了仓，部分粮食用于支援部队，部分就地分给了贫苦农户，反而赢得了更大支持。 这才是真正的“革命武装”，和他最初想象的“拉杆子”完全不同。它不仅仅是一群拿枪的人，更是一个有着共同理想、严格纪律和深层社会根基的组织。 李福泽的“留学经费”，像是点燃了一堆干燥柴火最初的那颗火星，而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才是让这堆火持续燃烧、越烧越旺的东风与薪柴。他的角色也在蜕变，从一个出钱出枪的“少东家”，逐渐向一个懂得思考全局的指挥员转变。 1940年“反扫荡”，部队被冲散，他带着机关人员在山里和鬼子周旋了十几天，干粮吃完了就挖野菜，最后成功突围。据说突围成功后，这个曾经的富家少爷，看着手里半个舍不得吃的糙面饼子，愣了很久。 钱，总有花完的时候。但一支用理想和组织凝聚起来的队伍，却能创造出无穷的力量。到了抗战中后期，李福泽带领的部队早已不是当初那支松散的义勇军，而成为了山东战场上能攻善守的主力团。 他父亲大概永远想不到，儿子“骗”去的那笔“留学经费”，最终“投资”出了怎样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这笔投资没有换来一纸文凭，却换来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和一位共和国将军的成长。 那么，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在历史洪流中，究竟是个人的财富与胆识更重要，还是将这种力量导入正确轨道的组织与信仰更为关键？李福泽的故事给出了清晰的答案：前者是起点的火花，后者才是成就燎原之势的根本。 没有那笔钱，故事或许不会那样开始；但没有后来那套全新的“操作系统”，再多的钱和热血，也可能只燃成一簇稍纵即逝的烟火。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