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晚，在中国外交部的压力下，日方决定释放中国船长、归还渔船，但提了两个条件：第一是船长缴纳保释金；第二是必须提交书面担保。那么，这两个条件是什么性质，意味着日方占理吗？ 要弄明白这一点，得先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捋清楚。2 月 12 日中午 12 点多，在东海长崎县五岛市女岛西南方向大约 170 公里的海面上，中国 “琼东渔 11998” 号渔船正在作业，船上 11 名船员主要捕捞鲐鱼和竹䇲鱼。 突然出现的日本水产厅执法船，声称这片海域是日本单方面划设的 “专属经济区”，要求渔船停船接受登船检查。 面对突如其来的要求，中国渔船选择驶离，没想到日方直接调集了四艘执法船围追堵截，最终强行拦截了渔船。 日本执法人员登船后，以涉嫌违反日本《渔业主权法》为由，当场逮捕了 47 岁的船长郑念立，渔船也被一并扣押，其余 10 名船员虽未被关押，但也只能随船滞留。 这起扣押并非偶然，却是时隔四年的再次发生。日本水产厅九州渔业调整事务所的通报显示，这是该机构 2026 年首次扣押外国渔船，也是自 2022 年以来第一次针对中国大陆渔船采取如此强硬的扣押措施。 过去四年里，日方的登船检查主要针对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渔船，对大陆渔船大多只是警告驱离。 而这次事件的时间点也颇为特殊，恰好发生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赢得众议院大选胜利后，又临近中国农历新年，难免让人联想到背后的政治因素，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迅速作出回应。 2 月 13 日，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态，中国政府一贯要求渔民依法依规作业，同时会坚决维护中方渔民的合法权益，敦促日方严格遵守《中日渔业协定》，公正执法并保障船员安全。正是在这样的外交压力下，日方才很快作出了释放人员、归还渔船的决定。 大家最关心的这两个条件，其实和《中日渔业协定》的相关规定密切相关。这份 2000 年生效的协定里明确提到，被扣渔船和船员在提供适当担保后，必须迅速释放。 而所谓的 “缴纳保释金” 和 “提交书面担保”，本质上就是符合协定要求的担保形式，并非日方单方面提出的无理要求。 更关键的是，中方提交的只是书面的保证金担保承诺，并非实际缴纳现金，这一做法既遵循了双边协定，又能以最快速度让船长和渔船返回。 最大程度减少渔民的经济损失，毕竟渔船多耽误一天，就会多一天的停运损失，船员们在异国他乡的焦虑也可想而知。 至于日方是否占理，答案其实很明确。从海域归属来看，事发地点位于东海尚未划界的重叠区域，中国一直不承认日本单方面划设的 “专属经济区”。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存在划界争议的海域，相关各方应当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单方面的强制执法行动。 中日之间在东海存在 21 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重叠区，中方主张按 “大陆架自然延伸” 原则划界，而日方坚持 “中间线” 原则，这一争议至今尚未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日方直接采取扣押渔船、逮捕船长的强制手段，显然不符合国际法精神。 从执法依据来看，《中日渔业协定》早已确立了 “船旗国主义”，即在 “暂定措施水域” 内，双方由各自执法机关管理本国渔船，日方此次对中国渔船直接采取扣押逮捕措施，违背了这一核心原则。 而且协定还规定，争议海域捕鱼应维持传统作业习惯，避免激化矛盾，中国渔民在该海域作业已有数百年历史，属于合法的传统作业活动。日方动用四艘执法船围堵一艘作业渔船，这种执法力度也远超合理范围，不符合比例原则。 回顾历史，中日之间的渔业摩擦虽有发生，但大多以协商方式解决。过去十年里，日本水产厅共扣押了 24 艘外方渔船，其中中国大陆有 6 艘，这些事件的频发往往与中日关系的紧张周期相吻合。 此次事件中，中方的立场始终清晰且坚定，既没有放弃主权主张，也没有陷入情绪对抗，而是依据双边协定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外交渠道高效解决问题，既保障了渔民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了海域争议处理的规则框架。 目前，中国驻福冈总领馆正在积极协助处理后续事宜，渔船的相关手续办完后，船长和船员们就能一同顺利返回。 这起事件也让我们看到，在海洋权益争端中，遵循规则、通过协商解决才是唯一正道，而所谓的担保条件，不过是履行双边协定的必要程序，绝非日方占理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