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月 13 日晚，在中国外交部交涉下，日方决定释放中国船长，渔船暂被扣押，但提了两个条件：提交一份承诺支付保证金的书面担保。那么，这两个条件是什么性质，意味着日方占理吗？ 关注近期海上纠纷的朋友，大多会对这件事感到疑惑，明明是中方通过外交渠道明确施压，日方最终也选择放人还船，却还要附加两项要求。 很多人会下意识觉得，交钱又签字，是不是代表日方在道理上站得住脚，其实只要把事件的法律属性、海域规则和双方的行为边界说清楚，普通人也能一眼看清整件事的本质，不会被表面的程序要求带偏判断。 先把最核心的结论说在前面，日方提出的保释金和书面担保，只是其国内司法流程里的常规操作，既不是处罚性质的罚款，也不是认定责任的凭证，更不能用来证明日方的扣押行为具备合法性，判断谁占理，从来不是看谁提了程序条件，而是看行为本身是否符合公认的规则与双边约定。 从日本公开的司法制度规则来看，保释金的核心作用是保证当事人配合后续的调查流程，避免出现逃避传唤、销毁证据等情况，只要当事人按照要求配合处理，这笔费用在流程结束后会按规定退还，和我们日常理解的“罚款”“赔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而书面担保的内容也很明确，主要是承诺按时接受问询、不逃避相关程序，这份文件的作用仅在于约束配合流程的行为，不包含任何承认违法、认可对方执法权的表述，在法律层面上，和责任认定没有任何关联。 很多人会被“交钱签字”的形式误导，觉得这是低头认责，实则是不了解不同国家司法程序的差异，把流程性要求当成了责任定性，这也是日方想要营造的表面效果，用国内程序的形式，掩盖自身行为的不合理性。 想要判断日方到底占不占理，必须回到事发海域的核心规则上，这也是整件事的关键依据。 按照中日两国正式签署的渔业协定，双方在东海的暂定措施水域内，明确实行船旗国管理原则，简单来说，就是这片海域里，中国的渔船由中国方面管理，日本的渔船由日本方面管理，任何一方都不能强行用本国的渔业法律去约束对方的船只，这是双方都认可的双边共识，也是处理该海域渔业纠纷的唯一准则。 此次事件发生的海域位于《中日渔业协定》划定的暂定措施水域范围内，日方没有经过双边协商，直接出动多艘执法船围堵、扣押中国渔船，本身就打破了双方早已约定好的管理规则，属于单边的越界行为，这是整件事最根本的事实，也是日方站不住脚的核心原因。 再从国际通用的海洋法规则来看，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并不是单方面说了算的，而是要兼顾其他国家的合法权益，不能随意将本国法律强加于他国船只之上。 日方此次以本国的渔业相关法律为依据，在双边已有专门协定的海域强行执法，既违背了双边约定，也不符合国际海洋法的基本精神。 国际规则的核心是平等协商、遵守共识，而不是一方单方面划定范围、强制执行，日方的做法，本质上是用单边行动替代双边规则，用国内法挑战国际共识，这样的行为，无论后续附加什么样的程序条件，都无法改变其缺乏合法依据的事实。 日方之所以在放人还船的同时，还要坚持提出这两个条件，本质上是在做政治层面的平衡。 一方面，在中方明确的外交压力下，继续扣押船长和渔船，只会让事态持续升级，不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所以不得不选择释放人员与船只。 另一方面，日方又想通过保留国内程序的方式，营造出自身“依法执法”的假象，试图在内部舆论中展现强硬姿态，这是一种典型的两头兼顾的操作，既不想承担事态升级的后果，又不想放弃表面的姿态，和“占理”没有任何关系。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中方接受日方的流程性条件，绝不代表认可日方扣押行为的合法性，中方的核心立场始终清晰，一方面要求日方严格遵守双边渔业协定，通过协商方式处理纠纷，另一方面坚决维护本国渔民的合法权益，反对任何单边的、不合理的执法行为。 按照中日渔业协定的规定，被扣的船员与船只，在提供合理担保后本就应当迅速释放，日方此次的操作，不过是在中方压力下，履行了协定中本该履行的义务，所谓的条件，只是其国内流程的形式体现，不能成为其行为合法的理由。 回顾过往类似事件不难发现，日方在相关海域的操作模式十分相似，总是以所谓“违反国内法”为借口，对中国渔船采取扣押措施，最终又都会在中方的外交交涉下，释放人员与船只。 海上渔业纠纷的处理，从来都不是看谁的程序更复杂，也不是看谁提的条件更多，而是看是否遵守双边约定、是否符合国际规则。 日方提出的保释金和书面担保，只是其国内司法的流程动作，就像日常配合相关调查需要履行的手续一样，不具备任何定性责任的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