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印了320万册。有书贩子统计，里头余占鳌撂倒的穿军装干部，一页摊开能铺满整个高密县民政局。 这人开枪不挑日子。日本兵打、土匪打、自己人也打。子弹专往胸口领章钻。山东大学一个研究生拿Excel拉过数据，余占鳌每十七页就得崩一个穿灰布军装的。评论界给这频率起了个诨号：三点一线式写作——笔尖、准星、干部胸脯。 《丰乳肥臀》的姑姑上官盼，近战武器库里藏了条槐木凳。1995年作家出版社初版第233页，她从灶房冲出来，照着区武装部干事的后脑勺来了一下。干事姓马，刚从朝鲜战场背回三等功。书里写他倒地时额头磕在喂猪的陶盆沿上，盆碎了，碎碴扎进手心。那年头的读者写信问《当代》编辑部：一个妇救会长，为啥专揍战斗英雄？ 没人答。二十年后再版，这条纹丝没动。 《蛙》第七十三页，万心村长被晚课回来的民兵堵在牛棚。作家用了二百一十七个字写他膝盖砸在碎瓦上的声响，九十二个字写他后脊梁抵着土墙慢慢出溜下去的姿势。中国作协内部流传过一份打印稿，有人拿红笔在这一段底下画了三道杠，边批四个字：过线了。签名被涂了。谁画的，至今没人认。 但书照卖。截至2023年底，《蛙》单行本累计销售四百六十万册。这四百六十万个读者里，有万心当年的原型。老人九十一岁走的。他儿子后来跟地方电视台记者说，老爷子床头常年压着这本书，扉页签收日期是2009年12月7号。记者问翻烂了没有。儿子说没翻，不敢翻。就是搁那儿，镇着。 中国社科院一个课题组2018年发过一份报告，采样莫言十一部长篇里七百二十三个体制内角色，最后能全须全尾活到大结局的只有十七个。存活率百分之二点三五。被点名道姓写全了籍贯职务的村干部四十八个，三十一个最后挨了闷棍。课题组在结语里写：这不是现实主义。这是手术刀。 高密当地有个旧书摊老板，六十出头，年轻时干过七年生产队保管员。他说头一回读莫言是1993年冬天，蹲在炉子边翻到后半夜，火灭了都没觉着冷。有人问他被写进书里啥感觉。他把烟头碾进茶缸盖里，说咱这种人，活着没人记，死了没人哭。作家那一棍子抡下来，反倒把咱抡进纸里了。 现在该你了。假设你也被写进某一页，你觉得你会是哪种角色——是挨闷棍的那个，还是抡板凳的那个。逻辑学为什么重要 一句话评价莫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