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295年，赵武灵王在行宫被困整整三个月。粮食吃尽了，就爬上树掏雀雏，雀雏没了，就剥树皮啃。树皮吃完了就喝地上的脏水，没过几天，一代英主赵武灵王活活饿死在行宫。 战国中期的历史天幕上，赵武灵王赵雍，是一颗骤然爆发又遽然陨落的流星。 赵雍的起点并不平坦。 少年即位时，父亲赵肃侯新丧，魏、楚、秦、燕、齐五国各怀鬼胎，以吊唁为名，各带精兵，陈于边境，虎视眈眈，意图趁赵国主少国疑之际攫取利益。 年少的赵雍在重臣肥义辅佐下，展现出与年龄不符的果决。 他并未退缩，而是针锋相对，全国戒严，外交上软硬兼施，军事上严阵以待，硬是逼退了五国联军，稳住了摇摇欲坠的江山。 这场危机公关的胜利，预示了他绝非庸碌守成之君。 此后，他的目光始终投向更远的疆场。 他敏锐地看到传统车战与宽袍博带的弊端，力排众议，坚决推行“胡服骑射”。 改革成效立竿见影，赵国军队机动性与战斗力大增，北驱林胡、楼烦，西略胡地，并最终吞并了心腹之患中山国，国土大幅扩张，成为关东六国中军事最强的存在。 此时的他，志得意满，甚至谋划着更宏大的蓝图，他曾伪装成使者亲自入秦，勘察地形，梦想着从北路云中、九原南下，直插秦国心脏咸阳。 或许正是这过于膨胀的雄心，催生了他那惊世骇俗又隐患无穷的决定。 公元前299年，正值四十六岁盛年的赵武灵王，突然宣布将王位内禅给年仅十一岁的幼子赵何，即赵惠文王，而自己则退居二线，称“主父”。 他的设想看似完美，让儿子处理繁杂的国内政务，自己则摆脱君王身份的束缚，专注于对外征伐，开疆拓土，实现赵国军政分离的“二元政治”。 然而，权力如同烙铁，一旦沾手便会留下印记，绝非可以随意脱下又穿上的外袍。 这一安排首先深深刺伤了长子赵章。 赵章本是嫡长子，早被立为太子，只因生母早逝，而赵雍后来专宠吴娃，爱屋及乌，便废长立幼，将太子之位给了吴娃所生的赵何。 赵章年长且孔武有力，颇有父亲之风，如今却要对年幼的弟弟俯首称臣，心中愤懑可想而知。 赵雍或许出于对长子的愧疚，在退位后，仍让赵章享受近乎国君的仪制。 这种暧昧的态度，无疑在赵章心中埋下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也引起了赵何及其拥护者的不安。 时间的裂痕在沙丘宫化为决堤的洪水。 公元前295年，赵雍携两个儿子同游沙丘宫，三人分宫而居。 长期积累的矛盾终于爆发，赵章与其相田不礼认为时机已到，假传“主父”之命，欲召赵何前来加以谋害。 赵何的相国肥义忠勇，为防不测先行前往，果然被杀。 事变随即演变为公开的武装冲突。 赵何的军队在公子成与李兑的率领下迅速反击，击败赵章一党。 走投无路的赵章逃向父亲居住的西宫，寻求最后的庇护。 这是赵雍一生中最为糊涂也最为致命的一刻。 出于复杂的情感，或许是残存的父爱，或许是对长子的补偿心理，或许是对自身权威的盲目自信，他竟然打开了宫门，将逆子藏于宫内。 这个举动，彻底将他从仲裁者变成了“同谋”，公子成与李兑的军队随即包围了西宫。 他们名义上的理由是追捕叛贼赵章，但谁都清楚，主父庇护逆子，已成法理上的共犯。 更关键的是，经此一役，赵雍与赵何父子间的信任已彻底破产。 无论是赵何，还是公子成、李兑等平叛功臣，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一旦主父安然出宫，追究起围宫之罪，或者因赵章之死而报复，所有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于是，一场心照不宣、冷酷至极的集体谋杀，在沉默中上演。 他们选择了最残忍，也最能撇清干系的方式，围而不攻，断其生机。 宫门被紧紧锁住，粮道被彻底切断。 起初，宫中人或许还能靠存粮度日，接着是搜寻一切可食之物，再后来，树上的雏鸟、新生的鸟蛋成了珍馐，树皮被剥食殆尽，最后，只能饮用地面积存的污水。 被围困的三个月，是赵雍生命最后的炼狱。 这位曾骑马纵横草原、令诸侯侧目的一代雄主，在宫墙之内，尊严与生命被一寸寸剥夺。 所有的丰功伟绩，所有的雄心壮志，在生存的本能面前都显得苍白可笑。 最终，他在极度的衰弱与痛苦中，结束了自己传奇而又悲惨的一生。 直到确认他死亡，宫门才被打开，赵何闻讯，“哭之甚哀”，并以国君之礼安葬了父亲。 这哀哭之中，有多少真情，又有多少是政治表演，已无人能知。 主要信源：搜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