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痛恨自己长了一张中国脸！”2018年，美国华裔女记者上蹿下跳，抹黑中国，但在不久后，她最亲爱的美国，却拔掉了她母亲的呼吸机。情急之下，她向中国人发起求助。 为了不被排挤，为了让身边的人接纳自己，她很早就学会了一种生存方式——主动和自己的出身划清界限。 她很少提起在中国的生活，很少主动说中文，在别人谈论亚洲相关的话题时，她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表现出比身边人更强烈的疏离感。 进入媒体行业之后，她更是把这种态度发挥到了极致。 在美国的舆论环境里，想要快速获得关注、得到平台的青睐，有一种捷径格外好走，那就是顺着某些人的偏见，去批评、去抹黑自己的原籍国。 那段时间，她频繁出现在各种节目和报道里，语气坚定、表情严肃，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敢于揭露真相”的独立记者。 她会放大个别现象，当成普遍问题；会截取片段信息，编织成完整的负面故事；会用最刻薄的语言，去描述那个她拼命想要忘记的地方。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她那句近乎自虐的表态——“我痛恨自己长了一张中国脸”。 这句话在当时传开之后，很多华人都觉得心寒。 一张脸，承载的是血脉、是家族、是来路，不是什么可以随意唾弃的标签。 她以为，只要骂得够狠、立场够坚定，就能被彻底接纳，就能拥有她向往的安全感和尊严。 她以为自己已经成功了，以为自己真正融入了那个她无比向往的社会，以为无论发生什么，身后都会有她所信任的体系为她撑腰。 在冰冷的规则面前，年龄、基础病、生存概率，都会成为被权衡的条件。 樊嘉扬的母亲，在新冠这场风暴里倒下了。 老人年纪大了，身体本就不算硬朗，感染之后病情迅速恶化，被送进医院，接上了呼吸机。 她相信这里的制度，相信这里的专业，更相信自己这么多年的“站队”，总能换来一点特殊的善待。 然而，医院传来的消息，一次比一次让人绝望。 随着病情加重，医院在评估之后，做出了一个让她崩溃的决定——撤掉呼吸机。 这个决定，对樊嘉扬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那是她最亲的人，是带着她在异国他乡艰难求生、一路把她拉扯大的母亲。 她无法接受，自己一直效忠、一直赞美、一直维护的地方，会用这样冰冷的方式，对待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可她不是什么被重视的意见领袖，只是一个普通的、无力挽救母亲的女儿。 那一刻，她之前所有的坚持、所有的表态、所有刻意的割裂，都显得格外荒唐。 她转向了自己曾经贬低、批评、甚至厌恶的地方，向华人社区求助，希望能有人提供帮助，希望能找到办法挽救母亲的生命。 曾经把“痛恨自己的中国脸”挂在嘴边的人，在最绝望的时候，还是只能向同根同源的人群伸出手。 她以为站到偏见的那一边，就能摆脱被偏见伤害的命运，可最后才发现，真正能在危难时刻拉她一把的，依然是她试图割裂的根。 樊嘉扬的故事，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很多移民在异国他乡的挣扎，照出了一些人在舆论浪潮里的迷失，也照出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你怎么对待自己的根，世界就会怎么对待你。 人这一生，最该学会的，从来不是如何讨好别人，而是如何与自己和解，如何坦然地、堂堂正正地，拥有属于自己的那张脸。 对于这件事，您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信息来源： 环球网:曾因“中国面孔”被乱港分子骚扰，这个美媒记者急着给母亲找呼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