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邓稼先在临终前提出想要在去看一眼天安门，可当他乘坐的轿车驶过天安门时，他忽然对一旁的妻子问道：“30年后，国家还会有人记得我吗？” 1986年的长安街，车水马龙，一位被病痛折磨得形销骨立的老人坐在车里，望着窗外的天安门，问出了那句让无数人心碎的话。他不是什么演艺明星，也不是商界巨贾，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藏在了大漠戈壁，藏在了国家最高机密的档案袋里。这一问，问的不仅是他的妻子，更是问向了后来坐享和平的我们。如果连他都被遗忘，那这个民族的脊梁还能靠谁来撑起？ 说实话，每次读到邓稼先的故事，心里总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咱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那种为了国家连命都不要的劲头。大家知道吗，邓稼先当年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才26岁，被人叫作“娃娃博士”。那是1950年，他在物理学界的前途简直不可限量，导师想留他，生活条件也好，可他二话没说，也就是刚拿到学位后的第九天，就买船票回国了。那时候的新中国是啥样？一穷二白，要啥没啥，回国就意味着吃苦。 最让人佩服的，不是他回国，而是他后来的“消失”。1958年，国家要搞原子弹，这是绝对的保密任务。组织上找他谈话，就问愿不愿意干，能不能保密。他答应了。从那一天起，这个叫邓稼先的人，就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在那个没有手机、通讯也不发达的年代，他这一走就是二十八年。家里人不知道他去哪了，不知道他在干啥，甚至连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他在学术界也没了声音，以前发表过论文的那个天才青年，突然就查无此人了。 咱们现在说起研发原子弹，觉得是挺提气的一件事，但当时那个条件，真不是一般人能熬得住的。没有现在的超级计算机，还要被国外的技术封锁卡脖子。邓稼先带着一帮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大戈壁滩上，住帐篷、喝咸水，硬是靠着算盘和最原始的手摇计算机，把原子弹的理论数据给算了出来。为了验证一个数据，他们得算几遍、几十遍，哪怕是一个小数点的误差都不能有。这种枯燥和压力，长年累月地压在一个人身上，换谁谁受得了？ 可最要命的还不是苦，是危险。搞核武器，天天跟放射性物质打交道。1979年那次事故，可以说是邓稼先身体垮掉的直接原因。当时空投核试验出了问题，降落伞没打开，核弹直接摔在了地上，没响。这可是天大的事，谁也不知道那个大家伙会不会突然爆炸，或者已经泄漏了剧毒的核辐射。所有人都在犹豫，但邓稼先没犹豫，他抢在所有人前面冲进了事故现场。他居然徒手捧起了碎裂的弹体核心。咱们都知道核辐射有多恐怖，那一次，致命的辐射剂量直接侵入了他的身体。 从那以后，他的身体就眼看着不行了。等到1985年确诊直肠癌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医生给他做手术，发现他身体里全是出血点，那是长期核辐射留下的印记。就是在病床上疼得满头大汗，打止痛针都不管用的时候，他还在写关于国家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要把脑子里想到的东西全留给国家。咱们普通人到了生命尽头，想的可能是家产怎么分，或者有什么遗憾，可他想的还是那个还没搞完的事业。 他在临终前问出“30年后，国家还会有人记得我吗？”这句话，其实特别真实，也特别让人心酸。他隐姓埋名了一辈子，除了那几个一起干活的战友和高层领导，社会上根本没人知道他是谁。他没有享受过鲜花和掌声，甚至连陪老婆孩子逛公园的时间都没有。他怕啊，怕自己这辈子默默无闻地走了，将来大家享受着和平，却不知道这份和平是怎么来的。他不是贪图名利，他是怕这段艰苦卓绝的历史被时间冲刷得干干净净。 那个年代的科学家，真的是纯粹得让人想哭。后来原子弹氢弹都搞成了，国家给发了奖金。大家猜猜多少钱？原子弹加氢弹，一共发了10000块钱，按级别分下来，邓稼先作为核心功臣，拿了20块钱。其中原子弹10块，氢弹10块。哪怕是按当年的物价，这钱也不多，可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他们图的是腰杆子能挺直，图的是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能有分量。 邓稼先走的时候是1986年，那时候咱们国家虽然改革开放了，但还没现在这么强大。他没看到后来咱们的载人航天，没看到咱们的航母下水，也没看到现在的中国在国际上谁也不敢随便欺负。但是，如果没有他当年在大漠里吃沙子、抗辐射，给中国造出了“杀手锏”，咱们现在能有这份底气吗？显然不能。 所以，回到那个问题。现在还有人记得他吗？答案是肯定的。现在只要打开手机，搜“两弹元勋”，搜“邓稼先”，铺天盖地都是纪念他的文章和视频。教科书里有他的名字，电影里有他的故事，每当国家有重大科技突破的时候，大家都会自发地刷屏致敬。他并没有被遗忘，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越来越明白他当年的牺牲有多么伟大。 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它滤掉了虚名，却留下了真正的丰碑。邓稼先老前辈，您当年的担心是多余的。如今这盛世中华，不仅记得您，更把您的名字刻在了民族的骨血里。虽然您看不到了，但我们每一个享受着安宁生活的后辈，都是您当年那句誓言的见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