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一个武汉女大学生被老师追问，是否跟黑人留学生发生过关系。女生羞愤不已当即否认，未曾想，老师竟然告知她的黑人男友是一个艾滋病患者。 2004年4月3日下午，武汉某高校辅导员办公室的气压低得让人窒息，没什么铺垫，辅导员铁青着脸，把那个击碎尊严的问题直接砸在了桌面上：“你老实交代，到底有没有和马浪发生过性关系”。 站在桌前的朱力亚，此时手里握着的本该是那张足以让她傲视同侪的成绩单，GPA优异、英语系保送生、从陕西贫困村庄走出来的“全村希望”但此刻，等待她的却是一张看不见的判决书。 面对这近乎羞辱的审问，22岁的朱力亚满脸涨红，出于本能的羞耻心，她咬死只有一句话：“没有，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她以为只要否认，就能守住那个关于异国恋的少女秘密，但校方随即抛出的铁证，瞬间把她的尊严连同侥幸心理一起碾得粉碎。 “别撒谎了，学校已经核实，马浪确诊艾滋病，而且已经死在了被遣返回国的路上”那一刻，朱力亚的大脑一片空白，就在几个月前，她还在帮那位“巴哈马医学留学生”男友买感冒药，马浪那段时间瘦得脱了形，高烧、咳嗽、全身起疱疹。 每一次朱力亚劝他去医院，马浪都会搬出那套无懈可击的权威说辞：“我是医学生，这只是重感冒和维生素缺乏，吃点药就行”甚至当她看到抽屉里那些花花绿绿的不知名药片时，马浪依然用“补充维生素”轻松把她骗了过去。 2002年在学校旁音像店的那次偶遇，简直就是精心设计的剧本，朱力亚热心地用英语帮那个无法与收银员沟通的黑人解围，却不知自己已踏入陷阱，马浪利用了那个年代中国大学生对“外教口语互助”的功利性渴求，以及对“异国恋”的浪漫滤镜，构建了一个完美的伪装。 他自称来自度假天堂“巴哈马”实际上却来自艾滋病高发区赞比亚，他自称单身，实则隐瞒了婚史，他用低成本的糖果和护送回宿舍的温情，击穿了朱力亚室友们“多留个心眼”的防线，最致命的是，朱力亚虽然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在性安全教育上却是个“文盲”。 出于对“医生男友”的盲目崇拜，她在发生关系时从未想过采取安全措施，4月的那个下午，审判变成了现实，HIV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在生物学上的死亡到来之前，社会性死亡先一步降临了，昔日亲密无间的室友，眼神里瞬间填满了惊恐与躲避。 校方的反应更是迅速且冷酷，为了“大多数人的安全”朱力亚被迅速移送至学校招待所，说是照顾，实为软禁，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狭小空间里，她被切断了与原本正常世界的连接，随后而来的，是校方委婉却坚决的“劝退”与“休学”建议。 在那个谈艾色变的年代，机构面对个体灾难时，本能地选择了切除“病灶”以保全集体的名誉安全，在那段至暗时刻，朱力亚精神几近崩溃，甚至写好了遗书，她不敢告诉远在陕西务农的父母，一个人在招待所的黑夜里反复咀嚼着绝望。 2005年转折点出现了，在桂希恩教授和志愿者小白的介入下，朱力亚走出隔离区，去了一趟河南文楼村，那个著名的“艾滋病村”在那里的所见所闻，重塑了她的灵魂，她看到了比自己更绝望的底层：那些无辜感染的婴儿，那些被家人抛弃在破屋里的农妇。 一位大姐的话像鞭子一样抽醒了她：“得病不是你的错，但怎么活，是你自己的事”从河南回来后，那个“受害者”朱力亚死了，“殉道者”朱力亚活了过来，她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公开身份。 2005年，她出版了《艾滋女生日记》成为中国第一位公开身份的在校女大学生，她把自己的隐私扒开，将耻辱柱变成了警示灯，同年9月，她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重返校园，她不再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而是频繁走上演讲台。 用那口曾经让她骄傲、也让她沉沦的流利英语，向同龄人讲述那个关于“无知与代价”的故事，她在日记的扉页写道：“由于我的无知，灾难降临了，我只希望自己是一面镜子”遗憾的是，命运没有给她太多时间去擦拭这面镜子。 2009年7月14日，因免疫系统崩溃引发的严重并发症，朱力亚在医院悄然离世，生命定格在27岁，如今距离那个令人心碎的2009年已经过去了十几年。 朱力亚虽然输掉了与病毒的生物学战争，但她赢得了一场社会学战役，她用自己最后四年的反击，在那个对此讳莫如深的年代，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光，让后来者看清了脚下的深渊。信息来源：CCTV——艾滋女生朱力亚在银川宣传 对艾滋歧视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