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歌手江涛没成名前爱上了富家小姐万小牧，万小牧不顾父母反对与他裸婚，婚后为了成就江涛，她偷偷跑工地食堂打杂满身油腻的赚钱养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岛海风，总是带着一股粗粝的咸腥味。 年轻的铁路信号工江涛，就在这股味道里，日复一日地检查着冰冷的铁轨。 他身上的蓝布工装洗得发白，心里却揣着一团与这按部就班的生活格格不入的火，那是对音乐近乎固执的痴迷。 那把借来的旧吉他是他全部的精神寄托，直到有一天，在声乐老师家，他推开那扇门，阳光正好落在一个捧着书的姑娘身上。 她叫万小牧，是老师的侄女，安静得像一幅被岁月遗忘的画。 他们的世界，从起点就画着不同的经纬。 万小牧的家，是青岛老城区里一座雅致的三层小洋楼，透着旧时盐商家族的余韵。 而江涛的家，是铁路家属院里一间十平米出头的筒子楼，父母日夜倒班，一台收音机就是全部的娱乐。 江涛弹唱时的专注神情，吸引了万小牧的驻足倾听。 他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载她去看海，海风吹过，某种难以言喻的情愫便在两个年轻人心里生了根。 当江涛在栈桥边笨拙地吐露心声时，万小牧眼里的光亮，似乎盖过了整个海面的粼粼波光。 这段恋情毫无意外地遭到了万家父母的激烈反对。 在他们看来，女儿的未来应该与“体面”、“稳定”挂钩，而不是系在一个前途渺茫的穷工人身上。 然而，年轻时的爱情往往拥有最决绝的勇气。 万小牧悄悄藏起户口本，只留下一句“我的日子自己选”，便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她选择的生活。 1987年，没有婚礼，没有祝福，两人在街道办事处领回了两张单薄的结婚证。 新房是铁路宿舍一间废弃的工具房，墙皮剥落，冬冷夏热。 江涛用攒了半年的工资买了一条红围巾作为唯一的聘礼。 邻居们的议论像针一样刺来，万小牧只是默默地把一个搪瓷盆洗得锃亮，摆在屋子中央，仿佛那就是她对新生活的全部宣言。 婚后的日子，立刻显露出它坚硬的质地。 江涛在文工团跑着龙套，万小牧在纺织厂踩着缝纫机，机器的轰鸣声几乎要淹没对未来的幻想。 直到江涛在一次职工歌唱比赛中获奖，心中蛰伏的音乐梦想再次被唤醒，他萌生了去北京闯荡的念头。 那时他们的儿子刚满两岁。 万小牧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是将家里所有的积蓄，包括自己微薄的工资，塞进了江涛的手心，让他放心去追梦，家里有她。 1990年，江涛登上了北上的绿皮火车，开始了一个人在北京的漂泊。 而在青岛，独自抚养幼子的万小牧，生活很快捉襟见肘。 一天，她看到建筑工地的食堂在招杂工，没有犹豫就报了名。 当这个曾经住在小洋楼里的女子，换上布满油污的工装，站在巨大的灶台前，挥舞着沉重的锅铲时，工友们都感到诧异。 她把挣来的钱仔细分成三份：一份寄给江涛的父亲，一份给北京的丈夫添置御寒的衣物，留给自己和孩子的，总是最少的那部分。 这一切，她在给江涛的信里只字未提，只说自己一切都好。 转机在1991年冬天来临，江涛在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夺得冠军。 他迫不及待地连夜赶回青岛，想与妻子分享这份喜悦。 推开那扇熟悉又陌生的家门时，他看到的景象让他瞬间僵在原地。 屋里很冷，万小牧正用刺骨的冷水搓洗儿子尿湿的棉裤，手背冻得通红开裂，锅里的剩饭早已凉透。 就在那一刻，他猛然得知了妻子这一年来在工地食堂的艰辛，以及她还瞒着他摆过地摊、扛过米袋的种种。 这个在舞台上挥洒自如的男人，握着妻子那双粗糙冰凉的手，哽咽得说不出话。 很快，一家人挤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在北京，生活并未立刻变得轻松。 他们租住在地下室，空气里弥漫着挥之不去的霉味。 1994年，江涛穿上了武警文工团的制服，单位分配了一套小小的公寓。 1998年除夕，当江涛在春晚舞台上唱响《常回家看看》，歌声传入千家万户时。 万小牧正守着一台老旧的电视机，画面带着雪花，她却努力地把脸贴近屏幕，想要看清丈夫的模样。 那一刻，全国观众记住了江涛，而江涛心里最清晰的，却是妻子那双曾在寒冬油污中浸泡、布满裂口的手。 如今，他们的生活早已归于平静。 住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小区里，阳台上茉莉花静静绽放。 岁月染白了她的鬓角，却从未改变那刀起刀落间的利落与从容。 搜捕娱乐——江涛与万小牧：从穷小子到音乐家，爱情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