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中央军委提出了“军队要忍耐”的重大决策，财政只管拨六成军费，其余四成由军队自行筹集。那一年有430万军人，总共获得56亿美元拨款。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加速推进，国家财政优先倾斜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军费占比从以往的较高水平急剧下滑。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展示军力后，百万大裁军正式启动，军队员额从500多万减至300多万，旨在精简机构减轻负担。但裁军同时带来安置转业官兵的巨大压力，军费拨款捉襟见肘。那年总军费5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00亿元左右，平均每名军人分摊不足5000元，难以覆盖训练、装备维护和福利支出。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高层领导强调军队服从大局，提出“军队要忍耐”方针，意在要求部队通过自力更生渡过难关。国务院和军委随后联合发文，允许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打开了部队办企业的通道。这一政策源于国家财政困境，改革开放初期GDP增长虽快，但国防预算从占财政支出的10%以上降至不足3%，迫使军队寻找补充资金途径。 张爱萍时任国防部长，对这一决策持明确反对态度。他在会议记录中指出，军队涉足经商会分散核心战斗力，官兵精力偏离军事主业。历史经验显示，战时自给自足如南泥湾开荒属于应急措施，不涉及市场竞争，而和平时期经商易引发资金管理问题，影响部队纪律。他多次通过信件和发言表达担忧，认为借公家名义办公司以盈利为先，有悖军人本分。国防科工委下属单位成立贸易实体后，他直接批评此类行为，强调军队本质在于保家卫国，而非商业逐利。尽管他的观点被正式记录，政策仍按计划推行。部队迅速响应，陆军师团在营区周边设立农场和小型工厂，生产民用商品如服装和食品投放市场。海军利用沿海优势开展渔业捕捞和国际贸易，空军则开设汽车维修站和宾馆服务，短期内这些活动注入资金，用于采购训练器材和改善官兵生活条件。但随之而来的是管理挑战，部分单位经营松散，官兵参与商业活动导致训练课时减少。 政策落地后，军队企业规模迅速扩张，到1980年代中期，总资产已达数百亿元，从业官兵和家属达数十万人。这些企业涵盖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贡献了军费缺口的四成左右，帮助维持部队运转。国际比较中，越南军队也曾大规模经商，收入一度超过军费数倍，但导致军企混杂问题，直至近年才逐步整改。中国军队经商虽缓解财政压力，却暴露公平竞争缺失，地方民营企业反映军方利用资源优势低价倾销，扰乱市场秩序。张爱萍持续关注，通过上书反映潜在风险，建议加强监管避免负面影响。他的提醒虽未立即改变政策方向，却为后续调整提供参考。军队经商高峰期，某些单位涉足房地产和进出口贸易，盈利能力增强，但也出现个别干部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现象，军民关系一度紧张。中央层面认识到，经商虽是权宜之计，但长远看需回归军事专业化。 1980年代末，军队经商弊端渐显，军纪执行力下降，部分官兵商业思维渗透影响战斗准备。1989年后，新一届领导集体启动整顿，从基层部队入手，限制作战单位直接经商。1993年中央军委颁布决定，明确军以下部队禁止从事生产经营，逐步剥离商业职能。这一过程历时数年，到1998年基本完成军企分离，企业移交地方管理或重组。回顾政策起源，1985年决策源于国际形势判断，认为大规模战争可能性降低，国防建设可让位于经济腾飞。但实际执行中，军队自筹资金虽填补空缺，却付出形象成本，官兵身份模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