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绵阳有个农民叫刘玉华，他当上人大代表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镇上几千户人家乱糟糟的养鸡摊子，直接干到了年产值3个亿。这事放以前，谁敢想？ 一个农民，怎么就能把“人大代表”这个身份，用得这么实在？ 刘玉华没念过多少书，但他懂得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大家选他，不是让他去开开会、举举手就完了，是盼着他能带着乡亲们，把日子过得再像样点。他那双眼睛，盯着镇上那些东一家、西一户的养鸡场，看到的不是杂乱，而是一个被浪费掉的大机会。 在当代表之前，刘玉华自己就是个养殖户。 他太清楚这里面的难处了。家家户户都养，但都是小打小闹。鸡苗来源杂，品质没保证；防疫各搞各的，一家发病，能传染一片；卖鸡的时候更头疼，小贩来收，压价压得厉害，乡亲们辛辛苦苦大半年，赚不了几个钱。 这种分散的、低水平的经营，抗风险能力极差，市场稍有波动，很多农户就得亏本。这状况，持续了不是一年两年。 刘玉华琢磨，问题就出在“散”和“小”上。单个农户，没资本引进优质鸡苗，没技术搞科学防疫，更没能力去和大市场对接谈价格。大家就像一盘沙子，看着量多，但攥不成拳头。他当上代表，手里多了点话语权和信任度，想的头一件事，就是怎么把这盘沙子，和上水，捏成一块结实的砖。 他的办法，不是自己单干个更大的养鸡场，去把别人挤垮。 那还是老路子。他四处奔走，说服镇上的养殖户，搞“合作社”。把大家的鸡苗采购统一起来，直接找大型正规的种鸡场谈，价格能压下来，品质还上了台阶。 接着，他请来市里、省里的畜牧专家，定期给社员们上课，教他们标准的饲料配比、疫病防控流程。最关键的一步，是他以合作社的名义，跑去和成都、重庆乃至更远的食品加工厂、大型生鲜超市谈长期供货合同。 这个过程，一点不轻松。刚开始，很多农户不信他，觉得“合作社”就是想把大家的鸡都归了他。刘玉华不急，先找了几户关系近的、头脑活络的做示范。统一进的鸡苗，确实长得快、病少；按专家法子养的鸡，出栏整齐，卖相好。 最关键的是，通过合作社渠道卖出去的价格，比零卖给小贩，每斤能多出好几毛钱。实实在在的钞票，比什么话都管用。观望的人心动了，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规模上来以后，事情就发生了质变。 产值冲到3个亿，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叠加。它意味着，这个镇的养鸡产业，完成了从“家庭副业”到“现代产业”的惊险一跃。 他们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甚至可以根据订单来安排生产计划；有了足够的利润空间，能够投资建设更环保、更自动化的养殖场；能够吸引年轻人回乡，不再觉得养鸡是个又脏又累还没前途的活计。产业链条被拉直、加固了，从鸡苗到餐桌，中间的损耗和盘剥被大幅压缩，利润真正留在了农民手里。 刘玉华这个故事，最值得品味的地方在哪？它完美诠释了“代表”二字的重量。他不是用这个身份去谋取个人私利，也不是仅仅把它当作一种荣誉。他把它转化成了一个“组织者”和“连接器”的实用工具。 他用自己的实践，把党的“共同富裕”政策和农民最具体的养鸡卖钱需求，无缝对接了起来。他打通了技术、市场与农户之间的壁垒，把政策文件上的好词，变成了乡亲们银行卡里实实在在的数字。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谈“乡村振兴”，谈“产业兴旺”。刘玉华提供了一个近乎教科书式的基层样本：真正的产业兴旺，不能只靠外来资本的大规模投入，更要激发内生活力，把本地分散的、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经验）用现代化的组织方式（合作社、公司+农户）重新整合起来，并连接到广阔的市场中去。这个过程，需要一个或一群有公心、懂行、又能折腾的“带头人”。刘玉华就是这样的带头人。 他的成功也抛出一个问题：在广袤的农村，还有多少像当年养鸡摊子一样的“沉睡资源”，在等待一个“刘玉华”去唤醒？乡村振兴，最缺的或许不是资金，而是能够扎根乡土、兼具市场头脑和奉献精神的基层组织者。刘玉华证明了，一个普通的农民，只要心里装着大伙，眼里能看到路子，手上能踏实地干，就能创造出让人不敢想的奇迹。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